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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第三十章 隱退香港 走向紅色北京〗

  在逐漸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時,霍英東卻與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起來。「六七」之後,他經常邀請李嘉誠、馮景禧、郭德勝、李兆基、王德輝等人到家裡吃飯,讓內地官員與他們見面、接觸。1971年,他還帶李福兆、郭德勝到內地觀光、旅遊……

  【一度計劃把「有榮」上市】

  霍英東雖然在「六七」之後,風光不再,處於「半冬眠」狀態,但他並非只是靠吃老本,而是仍然「掘金挖銀」——只是為別人帶來巨大財富的地產市道,他幾乎是不再涉足,因而他無緣享受了。

  從霍氏集團提供的一份統計資料中可以看到,自1971年至今,霍英東在香港發展的地產項目,只有寥寥幾宗,分別是:1972年發展的崇齡大廈,1973年發展的福榮街81~85號,1980年發展的聯安街8號,1985年發展的香島道41號和1986年發展的信德中心。

  這10多年,霍英東正處於人生的中年、壯年階段,又身兼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名義上仍是香港地產界的龍頭大哥,但卻不能保持這之前10多年叱吒香港地產市場的勢頭,而是在這個市場淡出,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和感到痛惜的事;相反,不少華資地產商,就是在這10多年間大展宏圖,不斷發展和壯大。如今活躍於香港的這一批頂級富豪,幾乎都是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

  「六七」之後的霍英東在生意上實施只守不攻的低調、消極策略,在地產方面的收益,主要來自畢打行和港九各地一些樓宇的收租。由於他所大事承建的市政工程沒錢可賺,故他家族那些年較大筆的收入,就是來自澳門賭場的分紅和物業的收租,進帳極之有限。但是,雖然霍英東那些年在地產市場隱退,然而其作為香港超級富豪的地位並沒有被動搖,由此足見他的家底原本是如何雄厚!

  20世紀60年代後期,香港市民炒股成風;尤其在1969年李福兆創辦遠東證券交易所,1971年胡漢輝等人創辦金銀證券交易所之後,香港的股票市場更是風起雲湧,不少公司乘勢上市,大量套取現金,大發橫財。霍英東向來對公司上市不感興趣,他所持的觀點是:「我又不是不會做生意賺錢,何需把公司上市,讓別人幫我做生意?」由此可見霍英東穩健的經商作風。

  但是,20世紀70年代初期,霍英東突發奇想,計劃將自己旗下的有榮公司上市。當時,他不多的商界朋友和他旗下公司的職員 也大感奇怪。有人認為,霍英東此計劃,可能是繼1967年初改組霍興業堂之後,淡出商界的第二步實際行動:一來借上市,在英、美聯手「封殺」自己發展空間的形勢下突圍而出,開一條生財之道;二是對香港前途信心動搖,因而借上市,避免一旦時局有變時,家族資產全軍覆沒。

  正當霍英東密鑼緊鼓籌備「有榮」上市之時,香港股市突然刮起大風暴。1973年3月份,由於香港一些大財團從股市獲取巨額利潤後,紛紛將錢外調,加上假股票充斥市場,大財團人為造市,以及受西方「能源危機」影響,股市大幅暴跌,跌勢急勁,導致人心惶惶,競相拋售,從而引發香港歷史性第一次股災。一個月後,恒生指數自17000多點跌破1000點大關,此後,恒指又一直滑落,到1974年底,更跌至150.11點,香港經濟深受打擊。有鑑於此,霍英東打消了「有榮」上市的計劃。

  【幫中共做統戰工作】

  在逐漸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時,霍英東卻與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起來。

  與中方早期的關係,霍英東始終不願多談,有時我多加追問,他也是輕描淡寫說上一兩句。倒是長期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有關人士,在與我的交談中,透露了這方面的不少情況——

  「你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多年,而且又是做統戰工作的,應該知道中方何時開始關注霍生?」

  「是在『六七風暴』之後。當時,我們就抓住幾個人,一個是利銘澤,一個是霍生,還有一個是中華廠商會的黃篤修……」

  利銘澤在「六七風暴」期間,因不滿港英當局武力鎮壓中國人而憤然辭去行政局首席議員之職,從此與中方的關係更為密切;接替他成為首席議員的,就是創辦東亞銀行的簡東浦家族的第二代成員簡悅強。

  至於黃篤修,則是「淘大」家族的後人,當時是香港淘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在打理家族生意之余,黃篤修也活躍於社會事務方面,歷任多屆中華廠商會的會長。他自60年代初期起,與中方官員有往來。

  他繼續說:「20世紀70年代初,利銘澤經常出面邀請行政、立法兩局的華裔議員及其他社會知名人士,在他家裡聚會,或者在利園霓虹館吃春茗,不少兩局議員和邵逸夫、包玉剛、何善衡等人士都參加了。黃篤修最初不敢公開與新華社往來,起初只是單獨與梁威林見面,還頗畏縮。他抱手作揖對梁威林說:『包涵,包涵。』這表示礙於環境,他不便請梁威林到中華廠商聯合會和大家見面,並強調『中國人都是愛國的』。我們通過黃篤修,直接和間接地瞭解了一些我們較為疏遠的朋友,其中有丁鶴壽的父親丁熊照、九龍總商會的謝伯昌、蘇浙同鄉會的余季良、山東幫的張軍光等人。後來,黃篤修還回內地去旅行……」

  「那麼,你們當時希望霍生在哪方面起作用?」我問。

  「在地產商會起作用,他是會長。我們與他談,說我們希望與地產商多接觸、多見面。那時,我們有兩個人參加地產商會,擔任理事職務,一個是王寬誠,一個是梁燊,但他們在地產商會裡並沒有什麼發言權,而霍生就不同。他經常請李嘉誠、郭德勝、何鴻燊、馮景禧、李兆基、王德輝等地產商,到他家吃飯,或是到新華社在山頂的招待所和沙湧別墅,讓 梁威林與他們見面、交談。梁威林那時是新華分社社長,對霍生很重視。怎樣在地產商裡打開局面,霍生起的作用很大。」

  「見面時主要談些什麼?」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後熟悉了,就幾乎無所不談,談得比較多的就是國內的情況和香港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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