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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蒙難(7)


  恢復歷史本來面目

  賀龍逝世後,北京衛戍區一個參謀到西山通知薛明,讓她到醫院「核實材料」。他們也先後通知了賀龍的子女賀捷生、賀鵬飛、賀曉明到三〇一醫院。到醫院後,薛明和子女們才知道賀龍已經去世了。有一個不知姓名的人帶領他們到第十四病室,在賀龍遺體旁默哀悼念。賀龍的遺體什麼時候火化,沒有告訴家屬;火化後,骨灰放在什麼地方,也不讓家屬知道。骨灰盒上的名字不是賀龍,而是王玉——專案組為賀龍取的化名。1978年,薛明將他寫的反映賀龍被害情況的報告《向黨和人民的彙報》送給鄧穎超看了。一次在李井泉家,鄧穎超對薛明說:「如果恩來看到這個材料,會哭死的。賀總去世時,恩來很難過,是他通知黃永勝讓你們去三〇一醫院與遺體告別的。」當時在旁的李井泉、葉飛、譚震林各家都在照像,鄧穎超拉著薛明和賀鵬飛說:「來,我們也一起照個像。」

  賀龍逝世後的第二天,6月10日上午,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召集專案組人員開會。授意說:賀龍的死亡報告「要寫得詳細,某年某月治過病,(讓人們)知道我們做過許多工作」,「專門有醫生照顧到,人家一說,我們盡到了責任」。這樣,專案組在6月11日寫的報告中,對收繳藥品、拖延搶救時間和進行反治療等一概不提,只說「經多方全力搶救終於無效而死」,故意隱瞞事實真相,欺騙中共中央和全國人民。

  賀龍逝世兩年以後,1971年5月17日,專案組才寫出了《賀龍罪行的審查報告》。他們運用編造、「拼湊」的假材料,把賀龍定為「黨內軍內通敵分子」和「篡軍反黨分子」,提出了「開除黨籍、軍籍,並在一定範圍內公佈其罪行,肅清流毒和影響」的處理意見。由於中共九屆三中全會以後形勢的變化,他們的這一結論沒有做成。但是,對賀龍妻子和子女的迫害並未停止。

  賀龍逝世後的一天下午,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說:「還有薛明,她對我們的情況很瞭解,要把她送得遠遠的。」「一不能讓她死,二不能讓她逃,三不能讓她胡說八道。」於是,薛明被押送到了貴州的一個大山溝裡。無論是走路、吃飯、勞動,還是上廁所、睡覺,都有幾個人看管,還讓她每天來回步行20多裡,到茶田裡幹重活。林彪摔死以後,又以準備打仗練習行軍為由,要薛明半夜裡打起背包在狹小陰暗的房間裡轉來轉去。林彪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所以要這樣折磨薛明,是因為賀龍在西山被害情況只有薛明知道,是為了殺人滅口。當周恩來派齊英武、徐心坦兩人從貴陽飛機場附近的磊莊找到薛明並把她接回北京時,她已經被折磨得滿頭白髮,身體虛弱得連飛機都不能乘坐了。薛明回到北京以後,江青的親信遲群對她說:「你回來了。好嘛!賀龍的問題不談了,我不感興趣,說說你自己吧,主要是說說你和葉群的關係。你們是什麼關係?」薛明又處在了江青的監視之下。這時,周恩來派劉西堯代表他來向薛明及其子女問好,讓他們一家在二裡溝的新疆辦事處團聚。然而,江青並不放過薛明,她讓遲群派了兩個女護士,其中一個叫張汝妮的對薛明說,我們名義上是照顧你,實際上是來監視你的,是讓我們和遲群配合,要你交待和葉群的關係。但是,我相信你是好人。

  歷史是不會停頓的,歷史還在發展。

  1973年2月底,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對張春橋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的人,賀把他殺了。」「我有缺點,聽一面之詞。」但是,張春橋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也沒有著手為賀龍平反。

  12月21日,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時,毛澤東在軍委常委擴大會上講話,再次指示要為賀龍平反。他說:「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當時我對他講,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

  1974年9月4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催問說:「賀龍恢復名譽搞好了沒有?不要核對材料了。」

  在毛澤東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於9月29日發出了[1974]25號文件,即為賀龍恢復名譽的通知。通知在概述了賀龍專案一直為「林彪、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等人所把持」之後,對所捏造的「罪狀」予以否定:「一,所謂『通敵』問題,完全是顛倒歷史、蓄意陷害。事實是:1933年12月蔣介石曾派反動政客熊貢卿『遊說』賀龍同志,企圖『收編』。賀龍同志發覺後,報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經分局決定,將熊貢卿處決,並於1934年3月17日,將此事經過報告了中央。二,所謂『圖謀篡奪軍權』和支持軍隊一些單位的人『篡奪軍權』的問題,經過調查,並無此事。三,關於所謂賀龍同志搞『二月兵變』的問題,純系訛傳。」通知宣佈:「中央決定,對賀龍同志予以平反,恢復名譽。」但是,由於「四人幫」還在臺上,這個平反是不徹底的,通知中仍留有「中央當時認為,把賀龍同志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賀龍是「病故」這種不實事求是的錯誤提法。

  1975年6月9日,即賀龍逝世六周年的時候,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周恩來總理抱病出席。周恩來一下車即悲痛地邊走邊喊:「薛明!薛明呢?」薛明趕緊出迎。周恩來握著薛明的手說:「我沒有保護好他呀。」說完,彼此淚如雨下,休息室外的人都能很清楚地聽到他們的哭聲。賀曉明說:「周伯伯,你要保重。」周恩來淒然說:「我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哀樂聲起,周恩來起身到賀龍遺像前深深地一連鞠了7個躬,並即席發表了講話。他說:「賀龍同志是一個好同志。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兒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曾作出重大的貢獻。在他的一生中,無論在戰爭年代,或在全國解放以後,他是忠於党、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他的逝世,「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

  但是這次由中共中央批准的骨灰安放儀式,不久,即被江青誣衊為「右傾翻案風的典型」,是「用死人壓活人」,並且又開始收集與賀龍一起工作過的一些老同志的材料,妄圖把已經平反的問題再翻過來。

  但是,歷史豈容再顛倒。

  粉碎「四人幫」之後,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舉行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深遠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此前不久,有關部門根據中央軍委關於查證謀害賀龍同志的批示,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賀龍的死因作了查證。聯合調查組經過1年多的工作,於1980年3月24日作了結案報告。報告在列舉了大量確鑿證據之後指出:「賀龍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夥殘酷迫害致死的。」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直接操縱和控制專案組」對賀龍「在精神上肆意摧殘折磨,生活上虐待,醫療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療,使賀龍同志的糖尿病發展、惡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併發症後,含冤而死。」

  在這次查證中,中央軍委和中央保健委員會還組織首都各大醫院的著名醫學專家從醫學上對賀龍的死因進行了分析。在有他們簽名的《對賀龍同志醫療經過的意見》的結論部分寫道:「1.賀龍同志的糖尿病本來是輕的,穩定的,這種病在正常情況下預後良好。1967-1968年的情況進一步證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一般的藥物和飲食條件,病情仍能保持平穩。2.賀龍同志的病情惡化是從1969年初開始的。這種惡化具有明顯的誘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藥物治療和必要的飲食治療,精神折磨也有重要關係。沒有這個量變的基礎,不致引起最後酮症酸中毒的發生。3.酮症酸中毒雖然是糖尿病的嚴重併發症,但在通常情況下,只要有恰當和及時的醫療措施,預後仍屬良好。但是在賀龍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療過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著與一般治療原則相反的、有重大錯誤的治療措施,以至不但起不了治療作用,反而促使病情一步步趨於嚴重,直至造成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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