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傳第二十章　蒙難(5)

第二十章　蒙難(5)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公開煽動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幾天以後，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會上誣陷賀龍「到處搞奪權」，是個「刀客」。說，現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賀龍的問題端出來」。他們編造賀龍搞「二月兵變」^②的謊言，操縱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眾成立所謂「鬥爭賀龍籌備委員會」，發「通令」，遊行示威，衝擊賀龍住地，製造輿論，向中共中央施加壓力。

　　前文已寫過的1933年賀龍槍決反動政客熊貢卿的事，本來早有定論，這時又被翻了出來。當年經辦此事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勳甫的兒子、武漢市第二十中學教員晏章炎於2月14 日寫信給「中央文革小組」，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地誣陷賀龍在歷史上有所謂向蔣介石「乞降」，企圖「叛變投敵」的問題。^③林彪見到這封信，如獲至寶，立即批轉江青等人，並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調查」。調查人置歷史事實於不顧（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給中共中央有過報告，報告就在中央檔案館），在沒有取得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誣陷賀龍「叛變投敵未遂」，於7月12日上報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葉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會議上提出：賀龍在湘鄂西同國民黨大員秘密接頭，企圖投敵，問題嚴重，要立案審查。康生、江青、陳伯達、謝富治等人積極支持。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准立案審查。

　　②1966年7月，北京大學一個工作人員就北京衛戍區曾在2月份來校聯繫進駐部分部隊負責民兵訓練一事，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質疑。大字報的標題為「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文中沒有點任何人的名。康生知道後，先說是彭真搞「二月兵變」，後又說賀龍搞「二月兵變」。8月2日，處境已十分困難的鄧小平在人民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公開宣佈：「這個二月兵變問題，我們查了。因為我們早知道這個事，我正式跟同志們說，沒有這個事。」但林彪、江青一夥仍繼續以此為藉口，誣陷賀龍，迫害原紅二方面軍的一大批幹部。當他們誣陷賀龍搞「二月兵變」時，賀龍已被送到西山，因此，他至死也不知道有這件事。

　　③晏章炎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中寫信誣陷賀龍，造成嚴重惡果，並長期作了隱瞞，1983年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責任，判處有期徒刑7年。

　　11月8日，康生和葉群親自主持討論和批准了對賀龍專案審查的《工作設想》，並要求專案組在工作中「不要純客觀主義，要有傾向性」，「防止右傾」，「不要被同化」。專案組一方面繼續搜集複製敵偽報刊上誣陷賀龍的一些「報道」，當作賀龍的罪證；一方面派人會同有關單位把賀龍過去的一些下屬幹部、他們的子女乃至賀龍家鄉的親友非法關押，刑訊逼供，強令他們揭發交待賀龍的所謂「罪行」。而後將這些逼供出來的、矛盾百出的材料進行剪輯，拼湊，拍照或指供重抄，製造偽證。1968年，專案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賀龍、夏曦、關向應聯名寫的關於槍斃熊貢卿一事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湘鄂西中央分局來信》，卻故意隱匿不報，仍說賀龍「投敵叛變」並上報中共中央。

　　1968年6月13日，專案組將手伸進了賀龍的西山住地。從此，賀龍、薛明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專案組藉口有人要揪鬥賀龍，把居室的窗簾拉上，不許再拉開。床上的被褥、枕頭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時間，賀龍夫婦整天處於暗淡的燈光下，睡在光禿禿的木板上把手臂當枕頭。伙食本來不好，這時就更差了。兩層的圓形飯盒裡，一層是盛不滿的飯，一層經常是清水煮白菜、蘿蔔，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賀龍經常感到饑餓。薛明只好到被允許他們走動的山邊去搞些野菜給賀龍充饑。有一次，薛明看到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菜，滿心歡喜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回來。賀龍拿來一看，是一種不能吃的野菜，他向薛明笑笑說：「不能吃，你白白費了勁。」薛明拿起野菜自嘲地說：「唉，空歡喜了一場。」

　　賀龍的醫療，從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衛一師某營營部的沈醫生負責。他對賀龍很關心，經常來看望，還不時幫助買些必需的藥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969年1月，這位醫生突然不見了，換了一個經過6次「政審」，精心選中的所謂「醫生」。這個「醫生」其實是個護士，而且是個神經科的護士，根本不懂賀龍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壓病。他按照林彪、江青一夥的授意先以檢查藥品是否變質為名，強行收繳了賀龍從家中帶去的全部自備藥品。接著，又在醫療上進行控制，減少藥品和調換重要藥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藥也沒有保證了。1969年1月15日，專案組竟然毫無人道地對「醫生」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儘量用現有的藥物，維持現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對待好人那樣」對待賀龍。

　　賀龍和薛明原來住在山上。一天夜裡，他們都睡了，突然來人要他們搬到下面去住。這樣，賀龍和薛明不論是上廁所或在走廊裡散步，都要經過那個「醫生」所住的地方。賀龍明白，這是為了便於監視他們夫婦的行動。他對薛明說：「說不定這屋裡還為我們裝了竊聽器。」薛明說：「我找找。」賀龍說：「你不用找了。有竊聽器才好呢，我可以罵他們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毛主席應該聽聽各方面的意見，再也不能總是讓他們愚弄了。只要毛主席一句話，就能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我們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總是處在被告的地位，也讓我們說說話，這可是關係到國家命運的大問題。」

　　一天，那個「醫生」送來的藥膠囊破裂，藥末已經漏出來了，膠囊上面還有手印。薛明說：「這藥不能吃，弄成這樣子，誰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於是，退了回去。賀龍說：「要小心，他們是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的。」

　　過了幾天，那個「醫生」讓一個戰士來送藥。藥裡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藥片，被薛明發現了。那個「醫生」後來解釋，說是「送錯了」。賀龍說：「把藥都送錯了，你還算個醫生嗎？」那個「醫生」說：「要不是上級決定，我還不願意來呢。」賀龍說：「什麼上級，我罵的就是你那個上級！醫生是救死扶傷的，是有人道主義的，你這個醫生是幹什麼的？！」說完，怒衝衝地把手杖向門口一指，說：「滾！你給我滾！」

　　「醫生」走了之後，賀龍對薛明說：「他們竟派來這麼個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來監視我們的，你罵他，他只有聽著，向上打小報告，反正誰也不敢來見我。」又說：「想當初不該來到這裡。你說，全國那麼多地方，他們為什麼要把我們送到這裡來呢？連人也見不到一個！」

　　日益加緊的折磨，使賀龍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夥的險惡用心。賀龍對薛明說：「他們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殺人不見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們鬥到底。」他還說：「我相信黨和人民是瞭解我的。毛主席總有一天會說話的。」

　　一天，賀龍向薛明談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從南昌起義談到毛澤東與朱德的井崗山會師，從抗日戰爭談到解放戰爭，從抗美援朝談到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他說：「這個軍隊太可愛了！只要這次不被他們害死，將來打起仗來，我們這些老傢伙還能出把力！」他又說：「這樣的軍隊，有人想利用它搞陰謀，那是辦不到的，是要倒黴的！」一天夜裡，賀龍聽到了雨聲，便對薛明說：「叫哨兵到走廊裡來吧，別淋著了。」哨兵到走廊裡避雨之後，賀龍連聲地說：「好，好，過來了就好。」

　　這個時候，賀龍還做了與薛明分開的準備。他對薛明說：「要有思想準備喲，他們完全可能把我們分開。」薛明說：「我不能跟你分開，你沒有人照顧怎麼行呢？」賀龍說：「要做最壞的準備喲！」又說：「你放心，我完全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幾天以後，薛明被叫出去配眼鏡，回來時看到，屋裡的地已經掃了，煙灰缸也清理了，竹杆上還晾了一件洗好的襯衣。她明白，這是賀龍在告訴她，讓她放心，一旦遇到情況，他們分開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顧自己的。

　　1968年下半年，為了阻止賀龍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進一步審查賀龍的「問題」。專案組想搞「面對面的鬥爭」，「中央文革碰頭會」認為賀龍的「脾氣大，怕鬥不過」，改為「背靠背」：提問題，讓賀龍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問題」提出來了：「南昌起義你幹了些什麼陰謀活動？你要如實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樣派親信持密信向國民黨乞降的？」「1933年蔣介石的招撫員熊貢卿去你處敘舊，你是怎樣向他表示乞降蔣介石的？你們是怎樣談判的？最後達成什麼協議？……」

　　賀龍看後狠狠地把這些紙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見鬼！哪裡有這種事。人都給我槍斃了嘛！栽贓，完全是栽贓！白日撞見鬼了！」「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這些辦事的人。27、29、33年的事情統統是假造的」。他們「用毛主席的指示來壓我。完全是給我栽贓」！

　　一連幾天，他怒火中燒，吸煙很多，說話很少，不時地在屋裡走來走去。有時他突然坐下來，打開筆記本，用毛筆在上面不停地寫著「冤枉」兩個字。那「冤」字他寫得特別用力，最後的挑，寫得又細又長，好像要把天戳個窟窿似的。

　　冷靜下來以後，賀龍以一種投入戰鬥的心情，針對林彪一夥的誣衊，就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湘鄂西肅反、槍斃熊貢卿以及其他一些歷史問題作了詳細的回顧，讓薛明記下來，作為對強加給他的罪名的反擊。賀龍的回顧，不虛掩，不誇大，實事求是地說明了每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他以為，這些材料或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能夠看到。

　　賀龍哪裡知道，毛澤東已經完全偏聽偏信了林彪、江青一夥。在1968年10月13日舉行的中共第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佈，他對賀龍不保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