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傳第二十章　蒙難(2)

第二十章　蒙難(2)

　　9月中旬，一個被當作「叛徒」、「走資派」批判的領導幹部把他的檢查稿拿給賀龍看。檢查稿的最後提到要「炮打司令部」。賀龍看後說：「你為什麼要提炮打司令部？難道你承認你自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嗎？」賀龍自始至終都不認為黨內存在一個什麼「資產階級司令部」，不認為在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更不相信那麼多領導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一天，康生碰到賀龍，問他：「你知道楊植霖這個人嗎？」賀龍說：「我知道。」康生說：「他到偽軍裡工作，是叛徒。」賀龍反駁說：「他不是叛徒，是組織上派他去的。」1986年劫後餘生的楊植霖在談起此事時說：「事實上當時賀老總已經處在非常困難的境地，還這樣仗義執言，保護我們。這種為他人和黨的事業不顧個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只有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到他的特別可尊和可貴。」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會後開展了「掃除阻力，搬掉絆腳石」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軍隊院校也亂起來了，一大批外地軍事院校的師生來到北京。他們與地方的「造反派」聯合起來，衝擊軍事要地，搶劫國家機密檔案，一時間，弄得各軍事機關無法工作。11月13日，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大會，請幾位元帥出面做工作。出席這次會議並講話的有賀龍、陳毅、徐向前、葉劍英。在陳毅講話之後，賀龍講了話。他特地講了軍隊院校師生在大串連中要做好樣子的問題。賀龍說：「應當發揚解放軍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的作風，在串連途中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人民群眾做好事」，「應著軍裝，發揚三八作風，模範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鋪張浪費，不搞特殊化」，「不洩露軍事機密，不攜帶機密文件，不攜帶武器」，「不個人單獨行動。」他特別要求軍隊院校師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參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遊行和吵架之類的活動」。這是賀龍生前最後一次在群眾大會上講話，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公開場合談如何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這次講話，賀龍一直不相信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他維護劉少奇、鄧小平的威信，反對「造反有理」。很顯然，賀龍與其他幾位老帥關於如何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是與林彪、江青一夥相對立的，也是對他們亂中奪權陰謀的揭露和批判，因此，自然遭到了他們的忌恨和反對。

　　「告我的陰狀，我不怕」

　　林彪要打倒賀龍，還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

　　1942年春，賀龍到達延安擔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有一次，毛澤東同他談到了林彪，提到在遵義會議時，林彪表面上承認毛澤東的領導，背地裡卻經常散佈不滿情緒，甚至罵娘；1938年洛川會議時，林彪不顧全大局，對毛澤東關於留兵保衛陝甘寧邊區的建議，默不表態；抗戰期間，林彪曾說與蔣介石談判時要說些好話等等。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後來被林彪知道了。再加上1937年參加洛陽會議之後，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給賀龍寫過一張紙條，說蔣介石有抗戰到底的決心，回部隊我們可以吹吹風（這個紙條，後來被賀龍警衛員洗衣服時泡壞了）。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塊心病，生怕會被賀龍揭出來。全國解放以後，賀龍按照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每到一地都強調駐軍應向地方黨委彙報工作，要求地方黨委認真抓軍隊；部隊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古田會議決議，把工作重點放在基層；要練為戰，不為看；要重視新式武器的研製和生產，加強國防後備力量建設。他堅持黨的三大作風，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在幹部問題上搞「五湖四海」。在他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軍隊各項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他同葉劍英、羅瑞卿一起，通過推廣郭興福教學法，把全軍的軍事訓練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讚揚。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滿，害怕毛澤東不斷委賀龍以重任，威脅自己的地位，成為他們陰謀奪權的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在一次會議上，林彪公開表露了這一點。他說：他之所以要打倒賀龍，考慮的是「主要危險在毛主席百年以後」，怕那時，賀龍「會放炮起哄，會鬧亂子」。

　　1959年林彪接任國防部長以後，就在海軍、空軍等單位培植親信，打擊、陷害那些不隨波逐流的幹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在這兩個單位的林彪親信乘機奪權。在海軍的李作鵬等搞陰謀活動，製造假材料，要把海軍的主要領導幹部打成所謂「羅瑞卿分子」；在空軍的吳法憲也要把反對他的幹部打成「反黨小集團」。1966年7月初，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聽取彙報後，指示要解決海、空軍的問題。

　　7月7日，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李作鵬等搞地下活動是不對的。」賀龍雖已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仍然直率地在會上說：「搞地下活動是第一位的錯誤。有問題擺到桌面上來，要搞陽謀，不要搞陰謀嘛。」7月11日，軍委常委討論解決空軍問題時，賀龍在發言中批評了吳法憲，指出他在空軍的工作「只報喜、不報憂」，「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許多都是假的。」李作鵬，吳法憲被批評，當然威脅到了林彪。為了穩住自己的陣腳，林彪在軍委常委會後提出：「海、空軍現在班子不動。」賀龍卻說：「個別的也可做些調整嘛。」林彪對此極為不滿。

　　8月28日，林彪把吳法憲找去，對他說：賀龍「有野心」，「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奪你的權」。他讓吳法憲回去把賀龍「插手」空軍的情況寫個材料給他。

　　9月2日，林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你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臺。他……拉了一大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儘快寫個材料。」

　　在此之前，總參謀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員提出暫時不讓某領導幹部參加外事活動。他們的要求遭到總參黨委的反對，但得到了中央的同意。於是他們敲鑼打鼓到總參黨委「報喜」。總參作戰部部分幹部寫大字報表示支持，作戰部長王尚榮也被迫在大字報上簽了名。林彪立即抓住這件事，先是將它誣陷為「奪權」性質的行動，然後，因為王尚榮曾在賀龍領導下工作過，就誣陷說：「這是受賀龍指使的」，是賀龍「到處插手」、「奪權」的「證據」，並告訴他的親信：「你們要就此事儘快寫個材料給我。」

　　在總後勤部、裝甲兵、後勤學院、政治學院等單位，林彪他們也作了同樣的佈置。

　　林彪深知，要搬倒賀龍，還必須在最忌諱的問題上作文章。葉群指使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處長宋治國在一份誣陷賀龍的材料中寫道：「賀龍親自保管1支精製進口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這支槍最近兩個月又每天放在枕頭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帶在身上。」後來，又有人告密說，賀龍有支小手槍，「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兒那裡，以便賀龍「借到懷仁堂開會之機，用來暗殺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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