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鳳凰(47)_秦德君

四七

　　三、攜手開展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活動

　　日本投降後，蔣介石要發動內戰，在新形勢下，為了團結國民黨各階層人士反對蔣介石獨裁，在「民主同志會」基礎上醞釀成立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徐冰參加了籌備工作。在一次籌備會上，柳亞子站起來嚴肅而激昂地說：「孫中山已經故去了，我柳亞子要堅決地領導國民黨走以俄為師的道路，跟共產黨走到底，非打倒背叛革命的蔣介石小朝廷不可，誓不罷休！」1945年10月28日，「民聯」在曾家岩50號開成立大會，到會有39人，選舉陳銘樞為主席、郭春濤為中央常委兼秘書長，總部機關就設在我們家，我也被推選為中央5個常委之一。主要任務是建立與擴大愛國主統一戰線。「民聯」的分支機搆包括全國各省直到海外的吉隆坡、新加坡以及加拿大各地。這時我們的家又是川流不息的人來聯絡，有一次川軍的潘文華、劉文輝等也派人來聯繫，春濤說：「這些人不滿意蔣介石，但對共產黨又諸多疑慮，所以願和我們合作，我們可以起這方面的橋樑作用。」1948年李濟深、何香凝在香港成立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全國解放後「民聯」就和「民革」合併了。

　　國民政府還都回南京後，重慶各界人士紛紛東下，交通工具異常緊張，春濤是坐中共代表團的飛機，作為代表團的一員由重慶飛往南京的。其他「民聯」的人員則是坐馮玉祥的「民聯」號江輪去的南京，交通員郭鳳濤押送行李和各種文件隨行。

　　四、並肩參加隱蔽戰線的鬥爭

　　1946年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定，悍然向解放區全面進攻，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撤回延安。周恩來走時指定吳克堅作為春濤的連絡人。「民聯」轉人地下，活動中心也轉到上海。1947年到1948年，蔣介石推行白色恐怖，大批鎮壓民主人士，民主陣營人士紛紛轉到香港。我和春濤也打算到香港。吳克堅轉來「翔宇」（即周恩來）的電報要春濤留在上海，開展對國民黨海、陸、空三軍的策反工作，以配合解放軍的正面的作戰。各地「民聯」的策反工作也都通過春濤與共產黨聯繫，具體的就是與吳克堅聯繫。

　　春濤與吳克堅經常碰頭，有時共同召集一些會議研究工作。這時就形成了吳克堅、郭春濤、徐大可、秦德君的一個事實上的四人小組，中共地下黨員徐大可負責與黨內的交通，我則負責與黨外的交通情報的傳遞。春濤全心全意地執行周恩來的指示，廣泛聯繫各方面的關係。像川軍的劉文輝、潘文華，湘軍的程潛、陳明仁，浙江省主席陳儀，駐澳大利亞大使駱介子，國府委員邵力子，還有海軍方面如重慶號、江陰要塞、吳淞要塞等，這些都是春濤通過「民聯」或個人的各方面關係進行聯繫，如吳淞要塞是通過徐友擎，江陰要塞陶司令叛蔣是通過張國華的關係做的初期工作。這些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解放軍的正面進攻。加速了全國解放與新中國的成立。此外，還有如配合黨組織準備發動的國民黨海陸空三軍總起義，準備進行的活捉蔣介石父子于復興島計劃，對上海警察頭子毛森的處死活動等等。可惜這些計劃都沒有完全成功，但對勸誡敵人放棄頑抗則起到一定作用。我們還多次粉碎了國民黨對愛國民主人士與地下黨員的搜捕活動，如春濤從內線得知蔣介石要暗殺宋慶齡女士的消息後，立即告知黨組織及時採取了保護措施。為此等等。國民黨下令搜捕地下市長郭春濤（化名胡君健）的通緝令，懸賞美金20萬元。

　　1949年5月14日，春濤與吳克堅等人正在寓所開會，命我去拿海軍方面的材料。由於叛徒的出賣。在離開所住的弄堂時我被捕了，為了及時通知尚在住所開會的春濤他們，我急中生智，採取了與國民黨軍警大吵大鬧的辦法，引起了群眾圍觀，交通堵塞，從而驚動了春濤等人，使他們得以立即疏散隱藏起來。

　　在監獄中，我頑強地與敵人開展鬥爭，受盡各種酷刑。由於我已生命垂危還沒有口供，國民黨企圖延長我的生命以設法套取地下活動的情況，便將我送往提籃橋警察醫院，解放軍臨近上海時，我被判處死刑，只是因大軍進軍神速，切斷了警察醫院與他們總部的聯繫，死刑未能執行。

　　五、我們雙雙迎來了解放和新中國成立

　　全國解放後，春濤和我都是新中國第一屆政協的籌備委員，這籌備委員也就是即將召開的第一屆政協的委員，我們就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飯店。正在這萬眾歡騰之際，不幸我卻遭到冤屈。從上海來電誣陷我在國民黨監獄中出賣組織，我被立即撤銷了第一屆政協籌委資格。最初我們還不知道事出原因，春濤勇敢地據理力爭，要求多方查詢事變的原因後，方可做結論。遭此不白之冤，我痛不欲生。春濤和我並肩戰鬥多年，他堅決信任我的氣節，相信我決不會有此事，他鼓勵我回上海去把事實搞清楚。面對忠實的戰友如此信賴，使我心中感到萬分安慰。

　　1950年3月，我起程回到上海，經過兩個來月的努力，終於澄清了事實，否決了誣告，恢復了我的清白，調查的事實表明我在獄中表現是英勇的。正當進一步查問這橫禍的來由時，突接上海統戰部轉來北京急電言春濤病重要我返回北京。恰如晴天霹靂，我等不及作完結論即匆匆趕回北京，見春濤已氣息奄奄病臥在北京醫院。醫生診斷春濤的病是膀胱癌，已到晚期，手術無效。

　　春濤的病早有端倪，時因開國之初，百廢待舉，春濤擔任第一屆政協的副秘書長、政務院副秘書長兼參事室主任。由於春濤工作勤奮，理論水平高，文字能力又強，周恩來總理特別欣賞和信任他，諸般事務諸如起草和他工作有關的各種政令、政策、條例等文字工作，大都壓在春濤肩上，他成了周恩來總理的得力助手。由於任務很緊迫，沒有時間去醫院看病，我常在深夜醒來，還看見他伏案疾書。那時春濤已有尿血的症狀，我多次勸他去看病，他總說等忙過這一陣再說，而往往是忙完這一陣，下一陣的任務又來了。我去上海之後，沒有人管他，他就更加不把疾病放在心上，還是日以繼夜地勤奮工作。1950年的「五一」勞動節，春濤出席觀禮，在天安門城樓上淋了雨而發高燒才送往醫院，診出已是癌症晚期，雖經多方治療，終已回天無術，於1950年6月30日3時，黯然長逝，舍我而去了。

　　春濤走了，他為新中國的奠基與創立，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死在他最後的戰鬥崗位上。誠如周恩來總理拉著我的手沉痛地指出的那樣——「他是累死的。」周總理為他主持了追悼會，親自致悼詞公正地評價了他的一生。周總理親筆為他題寫了墓碑。在墓碑的上方，刻上一顆閃閃的紅星。

　　春濤：在你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我來懷念你。我們共同奮鬥所建立的新中國，如今是如此的繁榮昌盛，你應該無憾了吧！

　　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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