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鳳凰(10)_秦德君

一〇

　　劉伯堅聽了，一方面為我加入了共產黨而歡欣鼓舞，一方面又不禁黯然神傷。他也告訴我，他1921年參與發起和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先任旅比（比利時）党的支部書記，後又任旅歐總支部書記。1923年，被旅歐總支部選送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不久被公推為旅莫（莫斯科）支部幹事會負責人。支部書記。初到時，白天到工廠做工，晚上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還擔負著管理中國留學生和旅蘇華僑的事務，安排接待黨組織選派的來自國內或旅歐的留學生，非常辛苦。就在這段時間裡，他抓緊時間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研究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並結合國內革命鬥爭的實際，在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水平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1926年春，統率西北軍的馮玉祥將軍，由於在國內軍事上的失敗，通電下野，接著赴蘇聯考察，並要求援助。共產國際決定爭取馮玉祥，並委派劉伯堅參加這一工作。5月間，馮玉祥全家來到莫斯科，劉伯堅前去拜望，並暢談了國際國內的形勢。以後，劉伯堅又向馮玉祥介紹十月革命的經驗，闡明必須積極推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才能建立富強的新中國。經過蘇聯政府領導人、共產國際負責人和劉伯堅等人的爭取，馮玉祥表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向蘇聯學習。軍隊一定要改組，向蘇聯紅軍學習，西北軍中也要設立政治部。馮玉祥還向共產國際提出，要求派劉伯堅和他一道回中國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這樣，1926年8月，劉伯堅就同馮玉祥和蘇聯顧問一道回國了。

　　西北軍原先是北洋軍閥所屬的一支舊軍隊，劉伯堅到了軍中，便開始了艱巨的改造工作。1926年9月，在綏遠省的五原縣，馮玉祥向全國發出了由伯堅起草的參加國民革命的宣言。接著，在五原縣的大校場上，召開誓師授旗典禮，馮玉祥、劉伯堅發表演說，公開宣佈全軍集體加入作為革命統一戰線組織的中國國民黨，接受國共合作的綱領，接受「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北洋軍閥政府，配合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官兵士氣大振。馮玉祥當場宣佈，改西北軍為國民軍聯軍，馮玉祥任總司令，劉伯堅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原西北軍的五色旗換成青天白日旗。全場歡聲雷動，這就是有名的「五原誓師」。

　　為了革命事業的發展，國民軍聯軍移師包頭、銀川。11月28日，國民軍聯軍解除了直系軍閥劉鎮華部對西安的包圍。劉伯堅這才進了西安城與我重逢。

　　他似乎不把我看作當年爬城牆垛子的小淘氣了，而為我在革命道路上受到的鍛煉高興。

　　「今後我們可以並肩戰鬥了。」他笑呵呵地說，把「並肩戰鬥」說得特別重。

　　這話，像一股甘冽的清泉，淌過我的心頭。

　　三　顧大局，割捨私情

　　西北軍自從脫離北洋軍閥，響應北伐，打出國民軍聯軍大旗之後，軍威大振，很快發展到20萬人。武漢國民政府派郭春濤、鄧飛黃、黃少谷等代表國民黨來到西安，與西北軍一起工作。為了配合南方北伐軍繼續北上，在西安，1927年春，國民軍聯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馮玉祥就任國民黨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伯堅任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副部長，黃少谷為秘書處長，鄧飛黃為宣傳處長，郭春濤為組織處長。由莫斯科回國的一批年輕的共產黨員中，陳家珍擔任國民革命軍駐陝總司令于右任部下史可軒的政治部主任，曾曉淵和陶金熔等分散在總政治部裡的幾個處裡作骨幹。鄧小平同志那時最年輕，21歲，足智多謀，氣宇不凡，是西安中山軍事學校的政治教員，並在西安中山學院講課。他才華出眾，文武全才，能寫會畫，總是不辭細小，勤勤懇懇，不知疲倦地工作，培養軍事人才和政治人才。他們當中，劉伯堅年紀最大，五歲，身著軍服，長統馬靴，顯得十分威武。他長於演說，不用講稿可以一口氣講幾個鐘頭，沒有重複的句子。那時黨的北方局、南方局、上海局先後輸送來200多共產黨員，有陳延年、劉志丹、安子文、宣俠父、方仲如等。分別擔任軍、師一級政治部長或主任。各省黨代表，如湖南汪澤階、安徽朱蘊山等也雲集西安，真是人才濟濟啊。我則負責女子宣傳隊，附屬於總政治部，工作上與宣傳處有緊密聯繫。因此，和鄧飛黃時時打交道。

　　我們首先為饑餓已久的守城人民群眾免費提供大餅。饅頭。有的人饑餓已久，形同餓殍，一旦猛吃一餐，反而脹死了！這是沒想到的。其次，著手整頓市容。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全體文武工作人員一齊出動，埋葬屍骸。

　　官兵士氣十分高漲，但有時軍內籌響不及，幾個月都發不出餉，劉伯堅就深入到士兵中做工作。他的口才好，說話通俗易懂，鼓動性很強，往往能激勵士兵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保持旺盛的鬥志。因此，在西北軍中流傳著一句話：「聽過劉伯堅一次演講，勝過發三個月的餉。」

　　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都設在西安紅城（原名皇城，現在叫做新城）。在紅城廣場上，劉伯堅和西安黨組織經常一起發動群眾，召開大會，組織遊行，向群眾宣傳革命思想。此時我是西安市婦女協進會主席，負責婦女工作，又兼陝西省立女子模範學校校長。召開群眾大會，主席臺上照例需要工農商學兵及婦女代表各一人就座。總司令馮玉祥，總政治部副部長劉伯堅，蘇聯顧問烏斯曼諾夫等都在主席臺或閱兵臺上，而我則是婦女界的代表。這一抛頭露面，惹得西北戰場上的戰友們，都認識我這個黃毛丫頭了。

　　劉伯堅忙於全軍的政治工作，白天很少見他的面。我也沉在組織群眾、開會和遊行裡面。在大革命高潮中，婦女們思想進步了，紛紛走出家庭參加婦女協會的活動。但還有一些家庭封建思想特重，婆婆打兒媳，丈夫打老婆，胡說婦女協會是離婚協會。有的青年婦女被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婦女協會成了被壓迫姊妹們的訴冤堂，日夜都有受傷的青年婦女被幾個姊妹抬著到婦女協會來。婦女協會像個法庭，又像是家庭糾紛調解處。先是送法院驗傷，再送醫院治療，然後送回家並向她們的婆婆、丈夫作說服教育工作，說明婦女協會的工作目的，並不是提倡離婚，而是主張男女平等。因為經常是夜靜更深有受重傷的姊妹被抬到協會來求援，在協會工作的同志都忙得頭昏腦脹，整個冬天，我沒有吃好一餐飯，睡好一夜覺。婦女協會沒有經費，我只好把當校長的工資拿來補貼。後來，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撥了500元給我們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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