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火鳳凰 | 上頁 下頁


  惲代英由於勞瘁,他的臉色總是蒼白的,而他還抽出時間幫助我學習。他利用每天清早5點起床盥洗的一點間隙教我讀英文,在洗臉漱口時,聽我朗讀舊課,檢查我是否學懂了。到他洗漱完畢,吃「鴨兒粑」的時候,邊吃邊教我新課。鴨兒粑是橢圓形的黃色米糕,乃川南特產小吃,因形同初生的鴨兒得名,一個銅子一個。他每天早餐都只是吃三個鴨兒粑,外加一杯開水。

  瀘縣的市民、學生、中小學教員等,每逢週末,都喜歡到白塔寺「通俗教育館」的大會場聽惲代英演講。他講的每個問題都分析得很清楚。他一口湖北話,口齒清晰,言辭通俗易懂,態度和藹可親,吸引力極大。聽講的人愈來愈多,會場容納不下,他們情願站在會場外面隔窗傾聽。那時沒有擴音設備,好在惲代英嗓音宏亮,談吐從容,即使隔窗很遠的人也聽得清楚。

  每逢星期或假日,惲代英還帶領教員和學生一同去郊外遠足,瀘縣郊區是有名的花果山,桃子、李子、柑子、袖子。橙子、荔枝、桂圓等等,滿山遍野,鵝黃、嫩綠、絳紫、胭紅,色彩格外鮮豔。這兒還是蜂蜜的特產區哩,那醇香的味兒,聞著也夠人陶醉的了。遊覽的路上,惲代英不放鬆我的英文,指著各種水果一味地問我。我們心情愉快地登上鐘山頂峰,席地野餐,眺望滬州全景。每次都是盡興而歸。我們打破以往先生對學生擺架子,學生見先生就畏首畏尾的壞習慣,師生關係極其融洽,大家特別樂意與惲代英接近,感到只要和他接近,思想就會開朗,精神就會勃然奮發。

  附屬小學的女教員們,每逢週末也都去聽惲代英演講。會場座位不夠,我們就擠在演講臺上,坐在惲代英背後聽講。有一次,散會後人都走光了,我們三個女教員手挽手,我夾在中間並排走回學校,中途,忽然有人從背後猛力把我的左右兩個同伴推開,使勁地抱住我,不由分說在我的臉上猛吻一下,就回頭飛跑。我們連忙追趕狂徒,高喊:「捉強盜啊!」眼望著這壞蛋從十字路口崗警前面跑過,一拐彎就不見了。我們氣極了,只好從那稀疏暗淡的路燈(四方形玻璃盒內放著的油燈)下,默默地走回去。我的心裡完全明白,這是一支破壞我們活動的冷箭。反動勢力已經伸出它的魔爪對準我們了。

  回到學校,大家看到我們烏天黑夜回來,面有驚慌神色,不知為的什麼。和我們同行的胡蘭畦(四川著名的進步女性,當時也是小學教員)顧慮人們在思想上對於女教員的輕侮,就撒了個謊說:「德君的金質胸章給強盜搶走了。」

  我心裡很憋氣,倒在床上,翻來覆去,徹夜不曾合眼。等天剛亮,英文書也忘記了帶,就跑到惲代英那裡哭了一場。

  「小學教員不幹了!」我說:「我要離開這裡,到革命的最前線去,我要一腳踢翻這個鬼世界,哪怕犧牲生命在所不惜。」

  惲代英慈祥地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齊但不太潔白的牙齒,沉重而略帶諷刺地說:「這個社會,怎麼能容得下你這樣的女孩子呢?在婦女剪髮運動中,你做『剪髮匠』,剪掉了那麼多婦女的頭髮,你還同男人一起宣傳新思想,用舊眼光看起來,當然都是大逆不道,不守清規的了。這些豺狼,自然要對你下毒手。」

  惲代英沉思了一會兒,接著又抬起頭來說:「別著急,出路總是有的,我有辦法幫助你先離開此地。」

  什麼辦法呢?以前,我曾向楊森建議,保送100名青年男女赴歐美留學。於是他就向楊森說,提前撥100元給我做路費去法國。楊森同意了,我便帶上這筆錢離開滬州,先到上海,再作打算。

  恰好,上海平民女學校,極需要人參加籌備開學,工作部的事情正等著人幹。我就這樣做了平民學校的工作部部長。朋友們取笑我:「啊呀,黃毛丫頭當部長啦。」平民女學校于1922年春開學了,我人在上海,可心在法國,但工作又確實要我留下,有什麼辦法呢!我只好先服從大局。

  平民女校開創之初,陣容確實可觀。陳望道、施存統。沈雁冰等是文學部教師,柯慶施、沈澤民和我在工作部工作。工作部的車間有12部織襪機器,4部織毛巾的機器,再加我原來在四川省立女子實業學校時學會的手藝,便可製造些輕工業日用品。可是開學後的勞動實踐很不理想,能夠經常在車間生產的人只有我和技術員阿金,我織襪子,她織毛巾。由於生產的人少,收入自然少了。這樣,只能依靠文學部學生半工半讀的勞動來支持學校起碼的開支。

  女作家丁玲,那時叫蔣冰之,女教育家王一知,原來叫做楊代誠,瞿秋白的第一個妻子王劍虹,都是平民女校文學部的學生。

  李大釗、陳愚生等經常三。兩兩,到平民女校二樓亭子間商量事情。有一次,李大釗來得比較早一點,他叫我上樓去,又把亭子間的門關好,輕聲細語地問我;

  「你在工作室裡,能注意到窗外的事,自己人來的時候,你處理得很對,萬一有別的人來,你怎麼辦?」

  原來,李大釗擔心我年輕幼稚,當他們正在開秘密會議的時候,會把別的人也放上樓來,他便教我怎樣對付陌生人。

  上海平民女學校,因沒有經濟來源,到暑假以後愈加窘困,竟至無力再開學了。1923年,鄧中夏擔任上海大學的教務長以後,原來平民女學校的教師學生一併轉到這個培養革命幹部的大學裡,許多學生後來成為革命的種子,遍佈中國。

  1922年7月,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陳愚生、楊賢江等在上海聚齊,到杭州西湖去召開少年中國學會年會,把我也帶到西湖去了。他們不放心我單獨一個人留在上海。

  在杭州召開了少年中國學會杭州大會。開會那天,正下大雨。我們走出湖濱旅館,乘船擺渡到了湖心亭橋邊。這時水漲上來淹沒了橋上的通道。怎麼辦?我毫不猶豫地脫了鞋襪,赤腳趟水過去。

  「哈,還是強盜婆有辦法!」有人嚷了一句,接著一陣爽朗的笑聲,大家也脫了鞋,紛紛趟水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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