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123)_學達書庫

一二三

　　第二天，沫若想方設法去瞭解事情的真相，但在那種什麼都渾沌一團的日子裡，連自己還是「保護」對象，他又有什麼權力去保護自己的孩子？又有什麼能力解開那千頭萬緒的權力網中的疙瘩？

　　第四天早晨打聽到世英關押的場所，由秘書王廷芳與平英等人匆匆趕到農大，然而世英已經被迫害含冤離開了人世，一個生龍活虎、雄辯滔滔、很有見地的青年，如今就這般永遠閉上了嘴！他至死也沒鬆綁，粗粗的麻繩竟嵌進了肉裡。歹徒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證，當夜就草草將他的遺體火化了。當沫若聽到這個噩耗時，神經中樞似乎都麻木了，一切就象在噩夢中似的。他神思恍惚似乎來到了關押世英的場所，那陰森森的氣氛，就象《屈原》劇中關押三閭大夫的東皇太乙廟。年紀輕輕的兒子跟嬋娟一樣，如同暗夜裡的閃電那樣，明亮而急促地逝去了。但屈原還可以對著黑夜咆哮，吟誦他的《雷電頌》，而現在身為社會主義國家堂堂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沫若，面對某些人為他兒子所網織的「現行反革命」的罪名，他卻只能沉默無言，不能抗議，不能申訴，這是多大的不公平啊！

　　妻子立群則因過度悲憤，時而失聲痛哭，泣不成聲；時而痛駡那些目無法紀、嗜殺成性的歹徒；時而又呆若木雞，只有間或一輪的眼珠才能證明她的生存，周恩來知道了這消息，趕來勸慰沫若夫婦。面對這真相不明的不正常死亡，特別是自己熟悉的年輕人的死亡，他也是十分痛心的，然而這樣的事不是天天都在發生嗎？作為總理的他只能說：「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沫若理解總理當時的處境和心情，因此他沒有提出任何要求。

　　只是從這一天起，沫若經常伏在案頭，用他那顫抖的手執著毛筆，工工整整地在抄寫兒子世英留下的日記。這是與兒子交談的最好方式，也是寄託自己哀思的最好方式。不管淚眼昏花，不論手腕無力，他總是不停地抄寫，作為歷史學家的沫若，他堅信歷史終將公正地給每個人作出恰如其份的評判，那時他手抄的這些日記，就會證明世英是含冤負屈而死的。孩子，你安息吧！同志們，你們安息吧！沫若時時手撫那些厚厚的抄本，想借此告慰兒子的亡靈，也安撫這兩三年來接二連三被迫害至死的老戰友的亡靈，請相信：歷史的長河總有澄清的一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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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上均參閱郭庶英等：《回憶父親》，《四川大學學報叢刊》1979年第2輯。

　　五十六

　　歷史跨進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對處在所謂「文化大革命」狂濤中顛簸的中國，世界各國人士無不懷著極大的興趣，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因此外事工作便又日漸忙碌。曾經好幾個月都被閒置在家的沫若，這時又經常需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出來接待外賓，並被派遣至尼泊爾、巴基斯坦、埃及等國進行國事訪問。沫若還曾在美國女作家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骨灰告別儀式上，代表中國人民致悼詞，讚美她是美國人民的優秀兒女，中國人民的忠摯朋友。一九七二年隨著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後兩國關係的日趨正常，以及緊接而來的中日建交等重大的外事活動，沫若總是與周恩來在一起，接待了包括尼克松總統在內的許多美國客人，和西園寺公一、松村謙三等日本朋友。中日之間結束了長期以來不正常的狀態，建立了友好的睦鄰關係，這也是中日兩國無數人士多年來共同努力的結果，沫若感到無限欣慰。這年秋天他作的《沁園春·祝中日恢復邦交》，以「赤縣扶桑，一衣帶水，一葦可航」，「情比肺肝，形同唇齒」的詩句表現「兩千年友誼，不等尋常」；「從今後，望言行信果，和睦萬邦」更表達了中日兩國人民的衷心願望。

　　特別令沫若感到興奮的是，在那摧殘文化的歲月裡，當「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一夥妄圖從人們頭腦中斬斷「五四」以來的進步文化傳統的時候，日本卻於一九七二年春再度演出歷史劇《屈原》，從一九五二年首次上演該劇算起，這已經是第三次了，仍由河原崎長十郎主演。這次演出，在日本也是經過不斷鬥爭才得以實現的。記得，一九六八年長十郎訪問我國後即將離開北京之際，他跟沫若談到自己回國後仍想上演《屈原》的願望，當時的確使沫若感到意外，兩眼緊盯著他問道：「您怎麼看待我的《屈原》？」回答是：「我相信在現在的日本上演先生的《屈原》，將會受到廣大觀眾的極大歡迎，肯定會給日本社會帶來很大的影響。」^①沫若「嗯」了一聲，沒有明確表態。這一席話始終溫暖著沫若的心，他深信將來總有再上演自己歷史劇的一天。這一天終於來臨了，雖然是由日本人來主演，不過這一事實昭示著：善良而正直的人們是需要《屈原》的。

　　滋蘭九畹成蕭艾，桔樹亭亭發浩歌。
　　長劍陸離天可倚，劈開玉宇創銀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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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河原崎長十郎：《崇高精神的生涯》，見《日本文學情況與研究》1978年第1期，吉林師大外研所日本文學研究室編譯。
　　^②《沫若詩詞選·〈屈原〉在日本第三次演出》

　　這個信念給沫若屢受重創的心靈，帶來慰藉與力量。沫若十分感謝長十郎等日本朋友，特地題贈上面這首詩，並曾捎信對「長十郎先生孤軍奮戰，不勝苦勞」表示慰問，「祝願取得非凡的成功」。一九七三年，他邀長十郎等人再度訪問中國，請他們到家中作客，對他們再次表示親切的慰問。

　　七十年代初的幾年中，沫若又象當年在日本那樣，以考古作為武器，爭取為中國人民和全人類作出更多的貢獻。其實，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即使是沫若為了兒子民英、世英的死受到嚴重打擊的年代，他也堅持工作，只要一聽到哪兒在進行新的地下發掘，他總是馬上不辭辛勞地趕到現場。一九六八年滿城漢墓發掘時，沫若沿著崎嶇的小徑，居然以七十六歲的高齡攀上了陵山山腰，親自進入墓室參觀指導。一九六九年夏，北京拆除西直門箭樓時，發現了元代和義門甕門遺址，他馬上來到現場，登臨高達二十多米的城門樓上，細心察看城樓南壁上元代至正年間的墨書題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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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鼐：《郭沫若同志對於中國考古學的卓越貢獻》，見三聯書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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