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110)_學達書庫

一一〇

　　沫若不僅關心陳明遠學業上的進步，同時也關心他身體的健康和政治上的成長，為此特地把他介紹給白楊，托她多關心他假日的文娛生活。由於沫若一直沒有公開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這曾一度影響了部分青少年，他們想以郭沫若為榜樣，做一個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這顯然是一種誤解，但他又不便道破底細，只能在給明遠的信上鄭重其事地聲明：

　　馬克思列寧主義幾十年來就是我唯一的信仰，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是我一生最大的願望。我們老年人的腦袋，真像是一個世界旅行者的行李，貼滿了各國各口岸的商標，早已到了該洗刷乾淨的時候了！我生在十九世紀末，受過「富國強兵」的所謂啟蒙教育，主張過「個性解放」，看了一些書，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投入了大革命，走了好多年路，才找到了共產主義的真理……年輕的朋友，我要永遠保持著心上的春光。^①年輕人正在新生活的起點上，沫若滿心希望他們盡可以不必走他過去那樣曲折的道路，而應該批判地吸取他的經驗教訓，這樣才能沿著黨所指引的航程疾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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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58年5月4日致陳明遠信，見周尊攘：《郭沫若和青年陳明遠》，《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

　　當然，在年青共和國航行的路程上並不是風平浪靜的。且不說，開國初期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鬥爭，單就文藝戰線上看，情況也夠複雜的。起初出於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熱誠，沫若對在清朝行丐興義學的武訓十分敬佩，一九五〇年八月他曾應李士劍之約，為《武訓畫傳》題簽書名的同時又題詞，說：「在吮吸別人的血養肥自己的舊社會裡面，武訓的出現是一個奇跡。他以貧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著乞討，斂金興學，捨己為人，是很難得的。」自然他也不忘指出：「但那樣也解決不了問題。」他自認為這樣來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可是事隔不到一年，在讀了毛澤東寫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以後，沫若馬上就寫了一份《聯繫著〈武訓傳〉批判的自我檢討》，檢查自己稱頌武訓和給《武訓畫傳》題詞的「錯誤」。在《武訓歷史調查記》發表之後，他又對自己曾附和著歌頌武訓的行為，重新作了一次檢討，而充分肯定這份《調查記》「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亂上是有很大的貢獻的」^①。沫若這時似乎認識不到自己這兩種前後截然相反的意見，在製造「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亂上」會起多大的作用，他以為自己是跟上了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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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文藝報》1951年第9期。

　　接著，毛澤東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人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表揚了「小人物」具有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戰鬥精神，而批評一些「大人物」「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話的份量可不輕啊！沫若雖然並不自認為是文藝界的「大人物」，但聽了這話，心中總有點不是滋味。在這以後，全國就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運動。對學術研究上的一些觀點和方法，採取全國性的批判運動，繼批判《武訓傳》之後，這已是第二次了。沫若力求在思想上跟上毛主席的步子，於是在全國文聯主席團、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他作了《三點建議》的發言，首先檢討了錯誤：「我們懈怠了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放任了並助長了這種錯誤思想，甚至還成為這種錯誤思想的俘虜。」表示要堅決展開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廣泛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加緊扶植新生力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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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雄雞集·三點建議》。

　　出於同樣的思想動機，當沫若看到毛澤東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所寫的批語之後，又趕緊在全國文聯主席團、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表態說：「胡風集團已不僅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而且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堅決要求「把他作為反革命分子來依法處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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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國各地廣大人民一致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文藝報》1955年第11期。

　　一九五七年的五六月間，天氣乍陰乍晴。沫若懷著無限興奮的心情，一次次發表談話，闡明「雙百方針」的偉大意義，他指出「由於政策執行上有了偏差，發生了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的傾向，影響了科學和文藝的發展。因此，我認為有必要由黨來闡明正確的方針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顧慮；這樣來促進科學和文藝的發展」^①。他以滿腔的熱忱準備認真聽取群眾對整黨的意見，還在中國科學院舉行的第三次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座談會上明確表示：今後要經常跟大家採取談心的方式，把彼此間的「牆」拆掉。但隨即因為看到了毛主席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便在六月二十七日對《光明日報》的記者談話中表明：首先是工農群眾，其次是廣大知識分子，他們已經對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在回答言者無罪還是有罪的問題時，他說得十分乾脆：

　　「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一個人的話，如果動搖了國家的根本，還是無罪，那樣還有什麼國家法紀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頭生長的自由，我們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責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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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雄雞集·關於發展學術與文藝的問題》。
　　^②見《撥開雲霧見青天》，1957年6月27日《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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