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107)_學達書庫

一〇七

　　一月十三日沫若接到通知，說他與宋慶齡將受到一個重要人物的接見，這自然是他久久盼望的、曾不止一次地在詩歌中表達了崇拜之情的斯大林，怎能不叫他萬分激動？當天晚上十點一刻，在克里姆林宮一間素樸、莊重、靜穆的長方形房間裡，穿著栗色呢制列寧裝的斯大林，完全象對待家裡人一樣，親切地與宋慶齡和郭沫若握了手。沫若覺得他是那樣的平靜、爽直，沒有絲毫的矜持和客套，以致坐在他的面前一點也不感到拘束。他們象談家常似的，斯大林問到解放後的中國人民的生活感情、婦女的工作概況、初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發展程度、漢字改革、為少數民族創制文字等問題，作為我國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向他詳細介紹了新中國成立後，在文教方面所進行的改革和所取得的成績。斯大林希望中國青年除重視科學技術的學習之外，也要注重教育的學習，提高當人民教師的光榮感和責任感，沫若微笑著點頭稱是。對於宋慶齡和郭沫若這樣兩位著名的和平戰士，斯大林表示了深切的關心，希望他們努力爭取有發動侵略戰爭危險的那些國家的人民，廣泛地來從事維護和平的事業。他還鼓勵他們說：從事和平運動的人要有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要象法國的一位少女那樣，她為反對把軍火運到越南去，躺在鐵軌上阻止火車的前進。談話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了將近兩小時，沫若等怕斯大林過於疲勞，只得起身告辭，斯大林一邊說「你們要使我疲勞是很不容易的」，一邊親切地與他們握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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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參加斯大林葬禮的回憶》，1954年3月5日《人民日報》。

　　沫若回國後僅僅一個半月，突然獲悉斯大林不幸得了腦溢血症。三月五日，他急匆匆發了電報表示誠摯的慰問，沒想到第二天斯大林就逝世了。即與李富春、張聞天、羅瑞卿等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員，在團長周恩來率領下奔赴莫斯科參加弔唁活動。三月九日，蘇聯人民在紅場為斯大林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六匹純黑的馬拖著炮車上的靈柩，斯大林的遺容通過水晶棺蓋仰向天空，沫若和蘇聯各民族的代表、世界各國人民的代表都脫了帽，在風雪中默哀、流淚。一兩個月之前，沫若是最後一個與這位偉大領袖握手的中國人，今天他覺得「依然還在我手上的斯大林的溫暖誰能相信不依然還在斯大林的手上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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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參加斯大林葬禮的回憶》，1954年3月5日《人民日報》。

　　這次在莫斯科期間，使沫若又有機會再一次與法捷耶夫晤面。他倆在大小國際和平會議上已經成了老朋友，沫若非常喜歡這位性格直爽、笑聲朗朗的蘇聯友人。年初聽說法捷耶夫病了，當時沫若恰好在蘇聯，曾去皇家病院他那間象書房一樣的病房看望過他，因此這次他一出院，聽說沫若在莫斯科，就趕緊來蘇維埃旅館回訪。沫若關心地詢問他的健康狀況，他說基本上已恢復，但有件遺憾的事。他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扣成一個圈，對著嘴巴舉了一下，然後幽默地說：「這個快樂大夫不允許了。」沫若自然是會意的，便也笑著說：「不喝酒對身體確實是件好事！」法捷耶夫卻又說：「碰到好朋友不能『乾杯』（這個詞是用中國話說的）不是件苦事嗎？」說罷又爽朗地哈哈大笑起來。古人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這大概就是「赤子之心」吧？沫若覺得法捷耶夫對於朋友是天真的赤子，而對於敵人卻是堅強的戰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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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雄雞集·獻身精神的榜樣》

　　一九五三年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是值得紀念的，這是我們年輕的社會主義祖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端。沫若對建國三年多以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是有貢獻的。在舊中國留下的百業俱廢的殘破基礎上，他已想到了將來新中國文化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前景。他積極參加了救濟失業教師和其他知識分子及失學學生的工作，因為他很清楚，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的知識分子是越多越好。他關心文字改革，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理事會一成立，沫若便當選為常務理事。其實早在全國解放前夕，他就已寫了有關文字改革的書面意見遞呈毛澤東，主張一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二要成立專門的文字改革機構。一九五二年二月召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他在講話中既指出：「中國文字改革是一個長遠的問題」，「應該採取慎重的態度」，又堅決主張必須走向拼音化；他還以生理學作為依據，提出「中國文字宜橫寫右行」，因為眼睛視線橫看比直看要寬得多，文字橫行能減少目力的損耗。由於他竭力倡議報紙書刊的文字均應左起橫排，最後終於使這項提議得以在全國實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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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鄭林曦：《郭老熱心文字改革的二三事》，見三聯書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作為科學院院長，沫若為新中國攀上科學高峰甘當鋪路石子。他滿懷信心認定在未來的科學宮殿中，中國人是會奪魁的，因為新中國的土壤、氣候為科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一九五〇年五月間，沫若代表中國科學院，代表政府與人民，滿腔熱情地歡迎自海外直奔祖國而來的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兩雙科學家的大手緊緊相握，兩顆赤子之心密切相連，……祖國的山嶽河川在尋找著你，沉睡千年的大地在等待著你。……是的，我聽見了山川的低語，我聽見了祖國的召喚，我回來了。……兩對濕潤的眼睛交流著心靈的信息。九月間，聽到美國政府無理拘捕申請回國的錢學森博士和趙忠堯教授時，沫若立即致電約裡奧—居裡，籲請他號召全世界的科學家來共同譴責美帝的無理行徑。錢學森、趙忠堯既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他們自然有權利回到母親的懷抱，獻身祖國的科學事業，自此他密切注視著錢學森他們為返歸祖國而作的鬥爭。

　　在中國科學院內，沫若十分重視歷史考古工作。跟那些野外考據發掘工作進展得很快的歐洲國家相比，他總覺得中國的大地已經沉睡得太久，它為等待自己子女的挖掘似乎已等待得不耐煩了，因此他曾建議專門成立有關考古的研究機構。不久，文化部設立了文物局，中國科學院設立了考古研究所。沫若親自領導，對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作了很多具體指示，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沫若參觀了「敦煌文物展覽」之後，心情異常不平靜，他回想敦煌藝術研究所這支隊伍在渺無人煙的荒漠中，為拯救祖國的文化遺產，描摹和保護石窟中輝煌的壁畫，幾乎熬幹了心血，現在總算挨過了長夜，盼來了黎明。去年為了鼓勵這支隊伍的同志們能堅守崗位，安心工作，他曾在百忙中給他們拍去了電報，充分肯定大家的工作成績，他知道人在困難的境地更需要人情的溫暖與對自己工作的正確評價。同志們是好樣的，他們的出色成績使全國人民感到驚奇，沫若認為應該給這些長年累月埋頭於考古工作的同志和單位嘉獎，以充分表彰他們的成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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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常書鴻：《回憶和悼念》，見三聯書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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