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97)_學達書庫

九七

　　在國家處於這樣的非常時期，學術、文藝也要動員起來為促進和平民主運動而出力。作為學術界的泰斗、文壇上的鉅子，沫若當然不會忘記自己在這方面所應負的使命。為了將致力於民主文化的學者自由結合起來，他與馬寓初、侯外廬、鄧初民等人成立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他認為實現科學與民主這個「五四」以來的課題，今天依然是學術工作者亟待解決的課題，只是我們的工作場所不應該局限於狹隘的研究室或實驗室，應該擴大成為社會或國家，這才是「把科學精神來切實地領導政治」。

　　自從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漢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一九四五年十月該會改名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沫若一直是理事，先後為文協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後為貫徹毛澤東《講話》精神，無論在理論闡述抑或創作實踐方面，他都力圖緊緊跟上。現在在《文藝工作展望》一文中，他又說：

　　文藝既以民主為其內容，當然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在爭取民主。首先我們總得浸透于民主的精神，貫徹著民主的號召。……

　　或許有的朋友會說，那樣是太政治的了，那樣是把文藝作為了政治的奴婢。這種見解應該是過了時的。文藝不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還要政治的。假使文藝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話，那倒應該做「政治的主婦」，把政治領導起來。偉大的文藝作家，無論古今中外，他都是領導著時代，領導著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著的。

　　在為全國文協所作的《紀念第二屆「五四」文藝節告全國文藝工作者書》中，沫若更全面地論述了文藝工作在和平民主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具體指示了今後開展工作的原則，強調「文藝是始於人民，終於人民的」，人民既然需要和平與民主，文藝便應當歌頌和平而詛咒一切反和平的障礙，便應當表揚民主而抨擊一切反民主的存在。總之，他認定文藝工作者必須在鬥爭實踐、創作實踐中體驗人民的一切，掃蕩所有反人民、非人民的意識，務使自己成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或以外的任何存在，從這樣的立場、觀點和生活出發，才能產生真正的民主文藝。他壓根兒沒有想到，這篇文章在《新華日報》發表後不久，延安《解放日報》特以《中國新文藝運動中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文獻》為題刊出專文，予以高度評價。

　　這時候沫若已經準備離開重慶。五月初，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由於抗戰的勝利，文化中心又逐漸轉移到上海，原來麇集重慶的文化人現在紛紛走出青木關，沫若終究也決定擇日東下。五月四日，他去抗建堂參加慶祝文藝節大會，演講完畢後從臺上一躍而下，坐在前排一隻空位子上，恰好鄰座是上海一家報紙的特派記者黃裳。這是一個很好的採訪機會，黃裳自然不肯放過。考慮到沫若是重聽的，交頭接耳談顯然不合適，他便從筆記本上扯了一張紙，寫上「請郭先生賜予訪問的機會」幾個字，書面提了幾個問題，每個問題下面都留有空白，然後遞給沫若。沫若接過一看，欣然頓首，隨即從黃裳手中接過鋼筆，迅速作了回答：

　　「先生何時赴京？」

　　「六日至十日之間。」

　　「先生赴京後工作計劃如何？創作？劇作？」

　　「將往上海。兩種都想進行。另外還想研究歷史，尤其是農民運動史。」

　　「對於郁達夫先生遺集事，及郁先生的最後的情形有所聞否？」

　　「到上海後進行全集事。無所聞。」

　　「先生對最近時局的觀感若何？」

　　「我是樂觀的，雖有曲折，但民主終必勝利。」^①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沫若舉家乘飛機赴上海。離渝前夕，他曾對《新華日報》記者發表談話，深深感到過去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夠，雖然在文藝的道路上找到並確立了為人民服務以及民主的正確方向，但今後還要加倍努力。回顧重慶六年半來的戰鬥生活，他覺得重慶既值得留戀，又特別令人討厭，且不說「悶熱，崎嶇，不乾淨，一切都逼榨著人」，尤其是「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種老鼠。那些傢伙在今後一段相當時期內，恐怕還要更加跳樑吧。假如滄白堂和較場口的石子沒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時，想到尚在重慶的戰友們，誰能不對於重慶更加留戀？」^②

　　再見吧，可詛咒而又值得留戀的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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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黃裳：《關於郭老的兩件事》，《戰地增刊》1979年第6期。
　　^②《天地玄黃重慶值得留戀》

　　〖第十六章迎接新中國的曙光〗

　　四十六

　　適從山裡來，上海今依舊。
　　喧囂聲振耳，內戰複何有？
　　可憐滿街人，茫如喪家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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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1946年5月14日《文匯報》。

　　郭沫若全家抵滬後的第六天，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田壽昌在三和樓設宴為之洗塵，沫若即席賦詩一首，抒發了新到上海的觀感。上海誠然是個「海」，茫茫一片，一切好象都無頭緒、都無軌道，唯其如此，遇事更需要冷靜思考。日前他曾給《消息半週刊》題詞，雲：「保持冷靜的頭腦，辨別事實的真相，真理所在，以全生命趨附之。」這也正是沫若的座右銘。

　　一家六口初到上海，住房成了大問題。他們先借住在徐家匯附近的一個友人家裡。一天上午，於立群對來訪的女友說：「今天下午或明天早晨就要搬家了，」她指指她們所在的屋子，「這是朋友的房子。馬上要搬去的還是朋友的房子，在施高塔路口，交通更不方便。」朋友感歎道：「沒有條子而想得到房子，怕很困難，而郭先生又哪裡來條子呢？」「不，」立群苦笑著說：「我們有，我們有的是骨頭條子。」^①的確，多年來沫若經濟拮据，哪有黃金、美鈔購買房屋。十餘天后，他們搬到了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口狄思威路七一九號（今溧陽路一二六九號）居住。這是一幢兩層樓的舊式花園洋房，底層用作會客室，臥室和工作室則在樓上。正如天官府是重慶文化界進步人士聚會的中心一樣，狄思威路也很快成為上海的天官府。新成立的群益出版社上海分社，就在附近施高塔路恒豐裡七七號，由馮乃超在負責經營。沫若也常到這裡與來訪者晤談，有時還一同在門口的招牌下攝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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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沫若夫人的煩惱》，1946年5月12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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