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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反蔣的風聲已經走漏,必須火速離開安慶。沫若改裝並化名「高浩然」,假充第三軍參謀,由水路輾轉來到南昌,借住在第二十軍黨代表朱德(1886—1976)家中。三月三十一日,就在這東湖邊上花園角二號,他躲進一間光線不十分充足的房間裡,奮筆疾書,草成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歷數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惡行徑,號召廣大民眾擦亮眼睛起來反蔣:

  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

  ……同志們,我們趕快把對於他的迷戀打破了吧!把對於他的顧慮消除了吧!國賊不除,我們的革命永遠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們數萬戰士所流的鮮血便要化成白水,我們不能忍心看著我們垂成的事業就被他一手毀壞。現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於國家、忠於民眾的人,只有一條路,便是起來反蔣!反蔣!

  這篇檄文正好與當時聽說即將發佈的武漢中央政府免除蔣介石職務的命令緊相配合。脫稿後沫若即裝入信封,在上面劃了「·十·十·十」字樣,以標明這是緊急軍事文書,派機要交通員專程送到武漢,不久即在《中央日報》副刊上面世。同時他也在江西印成了小冊子廣為散發。人們爭相傳閱,雄文猶如震天的號角,喚醒了千百萬群眾投入反對蔣介石的鬥爭。一兩天后,他又寫了一篇《敬告革命戰線上的武裝同志》,偏重在理論上闡述革命的一些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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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9月8日筆者訪問黃慕蘭談話記錄。

  在南昌的四天中,沫若目睹革命民眾活捉偽省黨部的反動分子,並且曾親自挎著駁殼槍,參加去捕捉偽財政廳長,這一切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強烈的革命刺激,使他亢奮不已。可是到了九江後,他才知道國民黨中央還在一味與蔣介石妥協調和,連鄧演達也居然責備他公開反蔣,詩人多愁善感的氣質,不免又陷入了深沉的苦悶之中。葉落而知秋深,四月四日他在日記中這樣寫著:

  革命的悲劇,大概是要發生了。總覺得有種螳臂當車的感覺。此次的結果或許是使我永遠成為文學家的機緣,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職業可以罷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罷免的。……我好象從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拋撇到一個無人的荒島上。

  這時鄧演達在武漢頻頻催促沫若奔赴上海開展工作,沫若無可奈何,只得服從命令。當他乘坐的小船途經石頭城時,只見江岸士兵林立,空中旗幟飄揚,顯然是在迎接蔣介石「登基」;遠處一艘艘日本軍艦在往上游航行,大概是去威脅武漢。頂著這股席捲而來的黑色風暴,沫若挺立船頭自言自語道:「風喲,你能搖動我的船,不能搖動我的心!縱使是檣摧舵折,我也要向前邁進。」途中聞訊,派往上海工作的政治部部分成員已經到達目的地,並且在報上公佈了《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上海分部通告》,表明該分部已正式成立,不幸的是,很快遭到了心狠手毒的蔣介石的查封,十九名工作人員被逮捕。沫若心急火燎地寫信給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請求他營救被拘留的同志們,說:「務望設法,或由兄出名,或另托滬上友人具保,使他們早日免掉縲絏之苦,則不啻感同身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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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山笛:《郭沫若與劉海粟》,《文化與生活》1983年第3期。

  待到沫若秘密抵達上海時,已是四月十四日。這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第三天,儘管是晴天,陽光卻顯得白慘慘的,街頭白色恐怖的氣氛尚未消盡。打扮成紳士模樣的沫若,混雜在棲棲遑遑的人群中閃進內山書店,與李一氓等人接上頭。當晚聽周恩來介紹了上海的情況,覺得在這裡已經沒有可以公開工作的餘地,在征得恩來的同意後,於次日又離滬赴武漢,準備去與鄧演達等人商討如何組織力量打倒蔣介石。就在這一天,上海《民國日報》上出現了一條題為《郭沫若之私事·如此而已》的報道,胡謅「郭沫若第二妻日婦,向郭索損害賠償費,郭懼,攜妾避匿」。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竟被化成如此這般的桃色新聞,真是可笑的傑作!

  許多人都以為郭沫若大半在上海遇難了,沒想到他又好端端地回到了武漢,而且正趕上第二次北伐。鑒於奉軍南下,步步進逼武勝關,武漢政府不得不先起兵北伐張作霖(1875—1928),然後再回師東征蔣介石。此次軍事部署以唐生智(1889—1970)和張發奎(1896—1980)為主力,由唐生智任總指揮,郭沫若仍為總政治部副主任,與李一氓等人暫時留守武漢。四月底送走了出征的十萬大軍,帝國主義者威脅性的挑釁便一天緊似一天,在武昌和漢口的江面上,時常陳列著四五十艘外國炮艦;同時四川的軍閥又乘機東下,宜昌的夏鬥寅和長沙的何鍵、許克祥相繼叛變,因此武漢的局面一度岌岌可危。沫若不斷收到被蔣介石「清黨」逼到這兒來的進步青年們寄來的信,他們本以為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國,怎麼也不會想到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袞袞諸公已經越來越脫離民眾,已經難於穩住革命的局勢了,連沫若也在想:早曉得武漢成了這種樣子,真不該跑回來,留在上海即使做一匹文氓都比現在好得多。失望象一張大網嚴嚴實實地遮蔽了自己,他常常望著黃鶴樓下的江水出神,心中每每生出「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慨。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頗為氣憤地說:

  潮頭現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線下了。現在的所謂「領袖」們,沒有一個不是在懷疑民眾,沒有一個不是在懷疑政治工作。天天在喊剷除貪官污吏,我們的「領袖」們那一個不是新的貪官污吏?天天在喊剷除土豪劣紳,我們的「領袖」們那一個沒有和土豪劣紳勾結?民眾現在成了革命底仇敵了。民眾一提出要求,便說是甚麼「幼稚」,甚麼「過火」。幾位投機的所謂「領袖」,被一些舊軍閥底殘餘挾持著,他們連屁都不敢放一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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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信是寫給黃慕蘭的,後錄入小說《騎士》中。黃時任國民黨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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