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11)_學達書庫

一一

　　年關真不好過，解決了吃的，還得安排好住的。眼看與成仿吾和陳老先生聚居的屋子租期已滿，他們返校的返校、回國的回國，因此郭開貞不得不趕在除夕另覓更便宜的住處。大年夜，夫妻倆「松原十裡負兒行，耳畔松聲並海聲」，他們遷移到附近臨海一個只有六、七戶人家的漁村網屋町，在那裡的一家一樓一底的房子裡住下。室內前後均有窗，但無簾子可遮，真是「朔風欲打玻璃碎，吹得爐燃亦可嘉」，雖苦，亦只好以苦為樂了。然而可別小覷這座矮屋，它對日後開貞躍身詩壇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毋怪乎後來詩人自己曾深情繾綣地抒發道：「這是我許多思索的搖籃，這是我許多詩歌的產床。我忘不了那淨朗的樓頭，我忘不了那樓頭的眺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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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致郁達夫信，見泰東書局1933年9月版《沫若書信集》。

　　〖第三章鳧進文藝新潮〗

　　七

　　一九一九年來得不尋常，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還沒散盡，巴黎和會上又出現了劍拔弩張的局面：帝國主義列強非但否定了我國提出的取消日本「二十一條」的要求，而且決定將過去德國侵奪我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消息傳來，正在進行顯微鏡解剖學實習的郭開貞，再也按捺不住憤懣的心情，他的眼睛雖然對著顯微鏡下的筋肉纖維，看到的卻是日軍鐵蹄蹂躪下被支解得四分五離的「母親」的肢體。難道祖國也會象朝鮮一樣淪亡嗎？他不禁想起當年赴日「途中經過朝鮮的一段經驗，便借朝鮮為舞臺，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鮮人的心裡」，構思了一幕驚心動魄的悲劇：閔崇華子爵於國家存亡之秋，毅然上書朝廷請求除佞安邦，不成，棄官鄉居金剛山下，寄希望于未來的女婿尹子英。不料續弦李玉姬勾結外寇，妄圖暗殺閔氏父女，偶被尹子英探得底細，出於營救親人的目的，結果犧牲了自己。為了增強藝術感染力，開貞特意將年前寫的舊體詩《怨日行》移植到小說中來，作為主要人物閔崇華的銘志詩。詩中以「杲杲炎陽」隱喻日本帝國主義，主人公「長恨漫漫」，誓尋「後羿弓」、「魯陽戈」把它射落海濤、打下山椒。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篇以反帝為主題的小說，就在這樣的情景下誕生了。這時郭開貞的身子儘管還撲在實驗桌上，不過他的心早就飛出了九州帝國大學的校園……低氣壓緊迫在中國的上空，北洋軍閥政府準備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的卑劣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更大憤慨。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余名學生集會遊行，「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呼聲響徹雲霄。他們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並宣佈全市總罷課。各地學生紛紛響應和聲援。六月三日，上海、南昌、天津、杭州等地的工人也開始舉行罷工，商人先後舉行罷市，全國在鋪天蓋地而來的怒潮中沸騰了。

　　五四運動的浪潮拍打著瀛洲海岸，日本統治者對此反應十分靈敏，在他們的報紙上自然將這作為「天變地異的事情」描述著，居心叵測地誣衊投身運動的愛國學生為「學匪」。然而不管他們怎樣歪曲事實的真相，總蒙騙不了有強烈愛國心的中國留學生。為了與國內的鬥爭相呼應，六月間郭開貞即與夏禹鼎、錢潮、陳君哲、徐誦明、劉先登等同學聚會商談，議決組織一個義務通信社，搜集、翻譯日本報刊所載侵略中國的言論和消息，同時撰述一些反擊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後投寄國內各學校和報館，以進行愛國反日宣傳。因為集會時間是在夏天，與會者都是中國人，中國原稱華夏，而結社地點又是在夏禹鼎家裡，所以開貞便建議給這個團體取名為夏社。

　　夏社成立後，大家捐款買了一架油印機和若干紙張、油墨，便宣告正式開張。無奈成員都是學醫的，不善於做文章，只得由開貞一人承包了翻譯和撰述的事。

　　暑假期間赤日炎炎，住在蒸籠似的斗室裡本來已經夠難受的了，現在開貞感到分外的氣悶。一刻不能釋去的對祖國命運的憂慮，象一個難以力載的重負，壓得他快要窒息了；一刻不能熄滅的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憤慨，象一蓬燃勢旺盛的大火，燒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運行，熔岩在奔突，它們想要尋找一個噴發口，不過暫時還未能找到。眼前夏社的工作倒頗合他的心意。有時他一手抱著和兒，一手揮毫疾書，汗水滴落在和兒天真的小臉蛋上，和兒的口涎又滴落在他的稿紙上；有時又緊張地油印、包紮，連臉頰都沾上了油墨，和兒伸出小手好奇地摸著他。當他將自己心血的結晶——一卷卷宣傳品親手投進郵筒，仿佛覺得是向日本帝國主義發射了一排排炮彈，心中得到了慰藉，一切困頓和倦意全都化為烏有。一個暑假他就這樣發了幾次稿，令人興奮的是，不久《同文同種辨》、《抵制日貨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雜誌上刊登了出來，當時頗負盛名的《時事新報》還採用《抵制日貨之究竟》作為社論，駁斥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藉口，那文末的七絕：

　　少年憂患深蒼海，血浪排胸淚欲流。
　　萬事請從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

　　更喊出了億萬同胞的心聲。

　　為了工作的方便，夏社訂了一份《時事新報》，這成為郭開貞經常閱讀的一個出版物。該報學藝性副刊《學燈》辦得非常活潑，廣泛刊載介紹各種新思潮的文章，反映了「五四」以來國內文化界的真實動態。特別是宗白華（1897—1986）接替郭虞裳擔任該刊編輯後，增設了「新文藝」專欄，主要刊載新詩，引進文藝新潮，因而開貞最愛讀它，一度與它「相依為命」。九月初，他偶然從這裡第一次讀到中國的白話詩，那是康白情的《送慕韓往巴黎》。詩的語言平白如話，使開貞委實吃了一驚：如果這就是新詩，那麼自己以前寫的一些口語形態的詩也盡可以拿出來發表了。有了這種自信，他便將《鷺鶿》、《抱和兒浴博多灣中》兩首抄寄給《學燈》，首次署名沫若，沒有想到當月十一日詩稿就見報了。第一次看見自己的作品印成鉛字，真有說不出的高興，作詩的興會從此陡然大增。

　　詩國的英雄們大都重主觀，強調寫我為主。沫若一跨進詩國大門，就公開承認自己是個偏於主觀的人，他要借詩歌這支蘆笛以抒發自己的胸臆。他讀了惠特曼的《草葉集》，立即與這位美國詩人產生了強烈的共鳴：詩必須「表現自我」，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他每讀一遍《我之歌》，就感到與惠特曼又貼近了一步。惠特曼喜愛大海，曾雲：「我和你合為一體，我也是既簡單又多樣。」郭沫若同樣也喜愛大海，每當他撲向大海的懷抱，就覺得自己好象也與大海合為一體了，《浴海》

　　一詩中分明這樣寫道：

　　無限的太平洋鼓奏著男性的音調！
　　萬象森羅，一個圓形舞蹈！
　　我在這舞蹈場中戲弄波濤！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惠特曼對郭沫若的巨大魅力，更在於他確立了不受傳統格律束縛的自由詩的地位，表現出把一切的舊套都擺脫乾淨了的詩風，這與我國「五四」時代的狂飆突進的精神正相合拍。《草葉集》雄渾、豪放的調子震撼著沫若的心魄，以致使他開了閘的作詩欲又受了一陣暴風雨般的煽動，幾乎每天都感到詩興的猛襲，「個人的鬱積，民族的鬱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①，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噴薄而出，化作了斑斕、灼熱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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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序我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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