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66)_鐘鴻

六六

　　周汝昌寫文道：「近年來我看到幾個寫雪芹的劇本，參互衡量，以此《文星淚》為最佳成績。此劇有異於他本只反映雪芹生平一個片斷，而是概括了他的生平的全部。第二，能把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藝術創作，結合《紅樓夢》作者與作品的多方面複雜關係，又加上藝術構思的『傳奇性想像』的補充。第三，對主題的認識較高，理解較深，超出一般流俗見解。第四，富有戲劇情節。第五文字水平較高，不同於粗製濫造。」

　　翁偶虹評道：「寫名著電視劇難，寫名人電視劇亦難，以京劇形式寫名人傳記電視劇尤難。京劇是綜合藝術，包括了唱、念、做、表和舞蹈，用這種有規律有制約的形式寫名人傳記電視劇，必須運用高超的藝術手段。名人大名垂宇，會使讀者各有自己的想像。有真知灼見的作者，捉住一個具有較大影響的藝術形象，從而結構為劇」「京劇電視劇《文星淚》實現了千萬觀眾的願望，生動地刻畫了曹雪芹家世的興衰，由初寫《風月寶鑒》到改寫《金陵十二釵》，再改為《石頭記》（紅樓夢），揭露了封建制度下的豪門望族，寄託了平生的坎坷哀怨，著書黃葉村到一代文星隕落！洋溢著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手法。」

　　所有這些誠摯貼切的評價，促成了我為之繼續奮鬥的決心。

　　中央、北京、上海領導在籌款中的支持，更是助我完成拍攝的關鍵。

　　（三）好事多磨

　　拍攝經費這一關過了，哪知好事多磨，真是過了「火焰山」又遇「荊棘嶺」。

　　按上海領導的要求我終於籌款夠80萬元了，可有關單位遲遲不做開拍準備，某製片主任，一個勁兒地催我快把我先籌集到的拍攝經費提前匯過去，而且說給我提成。這時我長了個心眼：如果錢到了她手中，她再拖延不開拍，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於是我說：「只要咱們簽好拍攝合同並確定開機時間，錢款就轉過去。」「提成」二字是誘惑不了我的，我只要電視劇早日上馬。

　　半年過去了，曹劇開機無日，主演言興朋先急了，和我商量換上海電視臺攝製如何？我當然沒意見。可是上海宣傳部支持劇組的20萬元早被那位製片主任要走。經過上海宣傳部的同意，我去問她要回拍攝曹劇的經費，可她老大地不願意，最後只同意退出17萬餘元。《曹》劇的拍攝還沒有啟動，可這位製片就將導演、美工、製片等人數月的薪水都算了進去。我不同意，再找宣傳部，該部老馮同志說：「時間一拖長，就會扣得更多了。趕快把十七萬轉過來吧！」幸虧決定轉移到上海電視臺，否則損失費就不止兩萬多元了，拍攝也會拖沒了，有人跟我說過：「用京劇界的惱瓜子拍電視劇，可不靈啊。」果然如此。

　　（四）八選導演

　　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電視界，必須找人帶路。開始是我熟悉的中央電視臺的莫宣導演和我所在的北京京劇院的徐玉川導演。她們同我一起到上海京劇院借言興朋和請顧問。言興朋帶我們拜見了居住上海的著名戲劇家楊村彬，他編創的電影《清宮外史》曾紅極一時。楊老師仔細地、反復地看了當時的一些電視戲曲片，認為我們這部《曹雪芹》參照黃梅戲《西廂記》的手法為宜，與顧問馬少波為本戲表演風格提出的「去形留韻」的原則正相吻合。也就是以電視為載體，結合戲曲的韻味，不是將戲曲的一招一式直截了當地搬過來。我們這長達十集的戲曲劇本，具有豐富的情節和多場面，提供了以電視劇為載體的基礎。莫宣導演一向是拍舞臺戲曲片，不習慣這種以電視劇為載體的手法，因此只好另請電視界的導演。

　　沒想到的是電視界的導演不僅在報酬、待遇上胃口比戲曲界導演高得多，而且男導演多是風流小生。有次請了位得獎導演，一來就要找個女場記，女場記來後第三天的下午，我去招待所看他們的工作準備情況。推開導演的門，一下楞住了：導演躺在床上，女場記坐在他身邊，我忙把邁進去的那只腳抽了回來。後來聽司機小張說：她（指女場記）曾問他，為了學技術，是否要有所犧牲？對此導演的作風我很討厭，我並非老古董，但這位導演精力不在研究劇本上，工作進展很慢還提出要將自己的妻子、兒子都帶到劇組來。我一狠心不客氣地對他說：「我們劇組經費緊張，恐怕滿足不了您的要求。」立即和他結帳、請他走人，如此也解放了我介紹的女場記，她也不必為了跨入電視界犧牲自己的肉體和靈魂。最後，在主演言興朋的協助下，請了上海電影界的岑范導演擔任總導演。岑范與電影界名導演崔巍合作導演過電影京劇《林沖夜奔》，他對電視、京劇都是內行。他六十開外，高個，白皙，溫文爾雅，單身漢。他與其他男導演迥然不同的是：他只要男場記，而且身邊總帶著從家鄉找來的男管家，他為什麼那樣潔身自好，不近女色？他曾拿出他在香港的戀人——名演員夏夢的照片給我們看。北京解放了，他要回來，可她不願離開她在香港的影壇。離別日久，思念愈深，他用藝術填充了他的寂寞，他為《曹雪芹》精雕細刻，他是我選中的第八個導演，他是電視界的一塊白玉。

　　（五）「你居然敢闖大上海」

　　大上海的確是五光十色，過去被稱為十裡洋場，我持一顆赤子之心，聽從卓琳同志的安排來依靠上海為中國最偉大的作家樹碑立傳，得到了上海市委宣傳部和上海電視臺、上海京劇院的支持，但在具體操作中，卻碰得鼻青臉腫。

　　上海人素有「親兄弟明算帳」之風俗，這當然無可非議，只要講好了條件，一般來說辦事是認真的。讓我難堪的是有次遇到了包圍和恐嚇。我們劇組的製片主任對我說主演演員言興朋所屬團的某領導叫我去一趟。原來是逼我再交借用言興朋的錢。在那個辦公室裡，除了言興朋所屬單位某領導人外，還有作曲的，樂隊的共四、五人，該領導人說：「劇快拍完了，你還欠我們兩萬演員借調費呢！」我說：「我已給了你們三萬元，現在經費都交製片主任了。」他說：「製片主任說他那裡沒有錢了。我只能問你要！」我說：「其實言興朋只是在你們排戲和演出的空擋裡擠點時間為我們拍攝《曹雪芹》電視劇的，三萬元實在不算少了。」他聞之，竟然猛地一躍跳坐書桌，瞪圓眼睛對我說：「你今天不給就不行！」，其餘的四、五人也圍攏過來。我說：「怎麼著？你們擺開陣勢還準備打人嗎？」該人說：「你居然敢闖『大上海』膽子真大！」「哼！」我冷笑一聲說：「『大上海』有什麼了不起？」我從小隨母親逃難闖南走北，又經歷了20年在地獄中掙扎的生活，現在正義得以伸張，為了正義的事業我有什麼可怕的。在這尷尬之時製片主任出現了，他說：「經費確實沒有了，鐘老師如果還有錢，也不會不住賓館而住在招待所裡。」他打了個圓場，那位嚇唬我的人，看我軟硬不吃，也只好跳下桌子說：「那今天先談到這裡，等我和院領導彙報了再說。」我板著臉走出了京劇院，可是那幾位演員和作曲的和卻跟著我出來，對我說：「鐘老師，咱們一塊吃中飯去吧！」我說：「好！」在飯桌上，他們紛紛說：「我們的報酬總得給吧！」我爽快地說：「放心吧！不會少你們的。」直到現在我還難忘那一幕。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