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19)_鐘鴻

一九

　　「天亮，透過鐵窗我看見在長郡中學的學生吳仲孚，他穿著國民黨軍裝、戴著金絲邊眼鏡，夾著皮包，還有馬弁（軍閥時代軍官的護兵）跟著，走過院子。他曾經是我在長郡中學當教官時發展的共產黨員。他的叔父吳尚是國民革命八軍二師師長。我想通過他，也許有救。我找到牢卒，將身上唯一的一個銀元給他，求他給你媽送個紙條，要換洗內衣並暗示你媽馬上去找吳仲孚。她與吳仲孚是同學。她忙賣了金戒指，買了點心等禮品去求吳仲孚想辦法救我出死牢。吳見過你媽後，就到牢房來看我，我對他說：『我不是共產黨員，你還不知道？』他明白這是我告訴他我沒有暴露身份。

　　他救我出來後，告訴我，許克祥反水，他幾乎被殺，由他叔叔吳尚掩護得救，他現在在唐生智師部任政治部主任，與長沙警備司令部很熟。他說：「我查了你的口供，你確實沒有暴露身份，我就對他們說：『你們把這人弄錯了，』他們說：『有人看到他在醴陵做共產黨宣傳。』我說：『看錯了。』他們說：『要鋪保。』我說：『以我的人頭擔保！』看來你必須馬上離開長沙，遠走高飛。」隨即他將我安排在原來廣東政治班劉劍虹家住，又通知你媽也來劉家，第二天一早，他和劉帶著馬弁親自送我們出長沙去武漢。今生今世都要感謝他呀！」

　　五十多年後，父親終於找到恩人的下落，但吳仲孚已病逝，父親就讓我去看望吳仲孚在長沙師範學院工作的女兒吳季謀。

　　父母逃到武漢，居然在街上遇見了秋收起義時的工農革命軍第二師師長余灑度，但餘也說找不到組織，而且他不留地址，匆匆走開。父母又跑到廣州、上海去找組織，同樣是即使遇到熟人，也找不到與黨聯繫的人，也許都有戒心，誰也不相信誰吧。

　　（六）流浪、找黨

　　父親說：「找不到組織，只好投奔在南京孤兒院工作的妻姐賀定華並到處找事做。1930年3月至6月在南京禁煙委員會當科員，不久被上司懷疑有共黨嫌疑裁職。1930年8月至12月由已居住上海做寓公的譚延闓介紹我到湖北農礦廳當科員，不久又被裁減。

　　「1931年初，譚又介紹我找前國民革命軍二軍軍長魯滌平，魯派我任江西南豐縣縣長。上任不到兩個月，即被國民黨特務賀衷寒注意懷疑，他密告江西省政府調查我，恰值省秘書長呂必籌是我廣東政治班同學，叫我及早逃離南豐。

　　「1931年夏前第四軍軍長張發奎介紹我到鐵道部路警局當科員。曾在路警局參加了反蔣的改組派。不久，改組派被蔣勒令解散。

　　「1932年後，我遇到在上海鐵路警察署任署長的北伐時的一位團長馬少屏，馬介紹我任警務段長。1933年冬調到上海北站任分段段長。這時段裡有幾個進步青年（記得有：在全國解放後，於裝備部工作的杜屏，在西南政法學院任副書記的苟彬和在民航局工作過的陳紹卿。）他們想在上海火車站做件重要事情，我表示默許，掩護他們。我多次向他門試探組織問題，他們都避而不談。久而久之，鐵路主管對我產生懷疑，撤了我的職，另派一個蔣特頂替我。

　　「1935年至1936年秋又失業。1936年冬找到與鐵路警局有矛盾的上海路局局長黃柏樵，黃派我到車務段當事務員。1938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戰爭開始，路局派我作防空員。後來，我不願在日本佔領的鐵路車務段工作，主動辭職又失業。」

　　（七）戰鬥在日偽心臟

　　父親說：「我怎麼能這樣混日子呢？想參加抗日戰爭，可找不到党，去重慶參加國民黨的抗日？但我和國民黨曾經經過生死搏鬥，能容我嗎？1938年夏，見到在南京的黃埔同學羅教植，羅勸我留在敵偽內部做抗日工作。1939年羅介紹我到偽軍校當中隊長。秋，又介紹我到汪精衛典禮參軍處當參軍。參軍長唐莽又向汪精衛介紹我在北伐時在第四軍七十七團擔任過營長的資歷，因此汪派我建立新兵14旅。通過前一段到處找黨組織，但得不到信任的愁苦日子，我明晰了一個想法：『要想重新回到黨的懷抱，必須抓武裝。』我想機會來了，掌握了軍權，就可以帶隊伍反正，回到日思夜想的黨的懷抱，所以就答應了。

　　「第一次派我14旅和皖南共產黨的新四軍交戰時，我就想實現願望。但事先沒有黨關係人的聯絡，對方不瞭解，沒有成功。反而由於我戰鬥不力，引起了日偽的懷疑。他們以我旅駐紮地發現霍亂細菌為名解散了14旅，並說我也可能染病，強制住院，欲加害於我。我自帶醫生，拒服他們的藥，拒打他們的針，過了一周，沒發現我有傳染病，放我出醫院，我又找到黃浦軍校的老同學，又幫忙謀了個參謀部參謀長的閒職，沒有軍權。為找抓軍權的機會。借在黃埔軍校時曾見過汪精衛，直接冒昧地找汪，自述我只會帶兵，不會幹別的，要求搞帶兵工作。

　　「1944年夏，汪精衛讓我任南京警衛三師師長。我總結了第一次反正的失敗經驗，決定從頭來。全師幹部都是上面派的，中級軍官大都是國民黨軍校學生，不可信任。於是我自掏腰包在師內自辦幾期班長軍事訓練班，選的學生都是老實忠厚的下層官兵，多是從農村直接來的，沒有受過正規軍事訓練，因此辦班也師出有名，其實是將官兵關係變成師生關係，消除隔閡，培植親信。

　　「我又逐漸在周圍尋找地下共產黨，果然通過下棋聊天找到了當時打入汪偽軍部任主任參謀的徐楚光，彼此探索、考驗，終於溝通。

　　在1945年8月，在徐楚光的協助下，實行了起義回歸的舉動。帶回三千戰士，重機槍三十四挺，輕機槍一百一十七挺，彈藥數十萬發。

　　「當時起義阻力很大，日特、汪特、蔣特都對我三師監視很嚴。我一面暗中積蓄力量，一面與他們周旋，麻痹他們。

　　「按組織商定的計劃，於1945年8月初利用週六日軍休息之時，假傳偽軍委命令：令三師各團『集結於六合縣』佯稱『掃蕩』，連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我駐紮各地的部隊集中，開往通往新四軍安徽駐地之路。出發不久，即被敵偽發現，對我師進行重兵包圍，截擊了半個團。師內蔣方軍官也進行阻撓，一個姓彭的副團長，拿出一份蔣介石命令偽軍『不許亂動』的電報威脅我。我立即秘密卸了他的槍支，看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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