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4)_鐘鴻

四

　　【第二章　大房子坍塌】

　　一、我的大房子塌了

　　「人生初開的花多甜，它結出的果子太苦」（哈代）

　　一隻溫柔潔白的小綿羊，正在廣闊的草原上蹦蹦跳跳，享受生命的歡樂。哪知一個暴雷猛然在它頭頂炸開，將它打倒在地，它喘著氣、它掙扎著。

　　1958年6月1日，26歲的我和32歲的丈夫查汝強、到東單街道辦事處去辦理離婚的手續。親手拆散我付出極大代價精心營造的家——「我的大房子」。美夢變成了惡夢。

　　這天街旁的絨樹樹冠的朵朵紅絲花，依舊秀麗，但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我們默默無言一前一後地走著。八年前，此時節倆人是情話綿綿，現在是「話不投機半句多」。進了東單辦事處婚姻登記處，一位30多歲的女辦事員接待我們。她留著短髮，中高個，蘭色的幹部服，顯得樸實、和善。她問清了我們的來意後，用探索的眼光說道：「我看你們很般配，又都是市委宣傳部的幹部，為什麼要離婚？」空氣凝固了幾秒鐘，查汝強開口了：「因為她是右派！」這簡單的一句話像是批鬥會上一片「打倒右派分子」的聲浪，向我衝擊而來；又好象當頭被打了一悶棍。我一陣暈眩，眼淚隨即湧上眼眶，我忍住不讓它掉下來，低下頭，靜了靜心。女辦事員用手輕輕地觸動一下我的臂膀說：「你過來一下！」我站起身隨她到辦公室的另一端，她對我說：「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為你協調。」我說：「謝謝您，不用了。」她說：「你再考慮一下，你們還有孩子。」我說：「既然他已絕情，沒必要挽回了，至於孩子……」我的喉頭哽咽了。

　　孩子，我可憐的小強、小鴻，從此你們沒有完整的家了，但這不是媽媽的過錯，即使媽媽委曲求全，這個家也是難以維持。媽媽被打成右派，被社會拋棄，你們的爸爸為了自己的前程，他已鐵了心要拆散咱們的家了。思想至此，我抬起頭正視著女辦事員說：「我會給孩子們更多的愛，孩子是可憐的，但夫妻間強扭的瓜也是不甜的。」來辦事處之前，支部書記老甄也曾經對我說：「如果你不同意，支部就不批准老查提出的離婚要求。」仍然出於以上的思考，我向支書表示我同意離婚，我不願意成為人家的包袱。但我萬萬沒想到老查會在辦事處提出的離婚理由是：「因為她是右派！」。雖然這是真話，他完全可以說：「性格不合」嗎？何必在我的傷口上又撒下一把鹽。

　　女辦事員只能以無可奈何的表情給我們簽發了離婚證書。彼時政策並沒有明文規定或暗示對右派配偶必須離婚，所以女辦事員和支部書記才會徵求我的意見。其實查汝強他當時思想裡認為我只是世界觀的問題。在婚姻上他也是猶疑的，曾問過我：「離了婚，你和孩子怎麼生活？」不願示弱的我回答：「有什麼不能過的？」他心裡明白我並非真正的敵人，但他改變不了風向，改變不了「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的指示。改變不了遵循指示每個單位總得打幾個右派的結果，他看我是被打定了的，他禁不住社會的壓力，他要考慮他個人的前途，他不願有個「右派」妻子；何況有新的港灣在向他召喚，所以他在婚姻登記處，出語尖利、不留餘地。1958年5月28日支部白天通知我定案結果，當晚他向我提出離婚，6月1日去的街道辦事處。

　　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查汝強遭遇批判，不停的檢討和勞動也折磨了他許多年。

　　聽宣傳部老友余梓林說，他與查汝強1959年同在房山周口店南韓繼村勞動時，組長王某派老查趕大車，這一下難壞了查汝強這位白面書生，他不知怎麼吆喝拉車的驢騾，它們聽不懂他的話，就是不走，急得他雙眉擰起了疙瘩，，老餘發現後，告訴他對騾馬的語言：「『走』是『駕』，『籲』是『停』，再加以鞭子的方向性的動作。」

　　查汝強當時是北京市委宣傳部理論教育處處長兼馬列主義講師團團長。王組長是講師團的成員，在這次運動中整人甚狠，可謂「二號借風者」因為王「革命覺悟高」，是一名飛揚跋扈的「借風者」，此刻他被派為領導下放幹部的組長。他可以飛揚跋扈地呵斥和查汝強了。儘管老查每天趕車已累得筋疲力盡，到晚上班會上，王某依然要對老查找茬批判，要老查做思想檢查。

　　文革後期老查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任自然辨證法研究室主任，隨著改革開放的來臨，他的才智又得到發揮，寫文著述；出國幾次訪問和講學。可惜僅僅舒坦了十個春秋，1990年他就去世，年僅64歲。

　　九十年代初，宣傳部老同志在市委宣傳部的支持下開始年年聚會，我與老查也像老朋友一樣見面、點頭、問好。1988年聚會午餐時，他還特地坐在我身邊，問我：「生活得好嗎？」我當然如下回答：「很好！」此時我正轟轟烈烈地開展北京市京劇昆曲振興協會的活動，同時為《曹雪芹》電視劇的拍攝籌集經費。他微笑地對我說：「能不能幫我拉點贊助？」「幹什麼？」「我還想出國講學。」我說：「不好辦。」為劇組拉贊助名義大，才能得到支持。當時我覺得他怎麼還是那麼不懂世事？是書生氣，還是太不瞭解我，我從來不為個人私利奮鬥，不為自己，也不為別的個人。另外他不覺得我們的距離早已遙遠了嗎？難道在他心裡沒有這個距離？

　　從辦事處出來，我隻身回到我的辦公室而沒有回到和老查同住的東交民巷市委宿舍，那曾經是我營造的甜蜜的「家」；現在它只是一個空殼，這裡再沒有孩子們的笑聲，再沒有夜半的切切私語。坍塌了，坍塌了，我的大房子。

　　這天是星期日，辦公室靜悄悄，我獨自站在窗前，看著我栽種的那盆五顏六色的「死不了」，陽光照得它生氣盎然，蓬蓬勃勃，難怪它的另一個名字叫「太陽花」。我抹去眼淚，凝視著心愛的小花，我應該學你，哪怕只有一點陽光，就可以呈現豔麗，雖然現在我頭上籠罩著沉重的陰霾，心中卻幻想著太陽早點出來，市委宣傳部部長楊述不是一再讓我早日認「罪」，早日摘帽，早日回到人民隊伍中來嗎？年輕天真的我相信這就是黨的政策，美夢又悄悄在心中升起：「『死不了』啊！我一定要像你那樣，努力去追尋陽光，蓬勃、燦爛地活著，成長著，獻給人們一份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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