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去的詩人-徐志摩傳(11)

一一

　　§1.（十一）

　　一星期後，志摩成了劍橋大學皇家學院特別旁聽生。

　　每天早晨，方巾黑袍，腋下夾著厚厚的書籍穿過教堂前的大草坪；這時，好像約好似的，二十名白衣紅領帶的少年唱詩班從教堂裡魚貫而出，他就停住步，看著這群十歲出頭的娃娃們，直到背影消失在樹叢後面，然後再進教室。

　　劍橋的家庭式的學院氣氛，皇家學院的自由化革命化的傳統，「皇家人」的那種聰敏、誠懇、坦率，反成習、重友誼、倡理想，沒有宗教偏見、沒有種族歧視、憧憬博愛大同的特質，都使志摩傾心悅服，深為仰慕。兩年多他那被不自知地壓抑著的靈性爆發了出來，他以驚人的理解力和記憶力咀嚼、吞咽、消化、吸收著英國文學，尤其是詩歌。從喬臾到葉芝、愛略特，佳句名篇，背誦如流；那優美的流動的音韻旋律滲透入血肉，回蕩在心頭。同時，他注意搜集和認真研讀中國發表、出版的白話新詩，他驚異地發覺情愫、意象和意境在丟棄了平平仄仄、五言七言的格式後的那種恣肆自如的表現力。一股股強勁的感情潮水在孕育，在湧動，期待著一個時刻，迸發出唇齒。

　　他熱愛生活。除了學習，他還忙於散步、划船、騎自行車、抽煙、閒談、吃「五點鐘茶」牛油烤餅、看閒書。

　　他最感興越的是騎自行車和划船。

　　在劍橋，幾乎人人擁有一輛自行車；車把前邊橫掛一隻鋥亮的鍍鎳籃子，裡面放著書和講義夾，輕逸方便，推起來就走，說停就停，大道小徑都可騎行；串門訪友，牆邊樹旁一靠，也不用上鎖。——志摩是在杭州念書時學會蹬車的，技藝頗精。到劍橋後置了一輛輕便車，踏著旋轉的輪子在校園裡闖來闖去，雲在頭上飄，風在身後吹，逍遙自在，宛若唐宋士人匹馬單舟遊蕩江湖。

　　划船，更是他自幼在家鄉時就喜愛的了，在藍水綠波上飄流而前，令人心曠神治。他參加了劍橋大學划船隊，與牛津大學划船隊作過一次比賽。競舟在倫教泰晤士河上舉行，這是轟動全國的體育大事。大群觀眾擠在兩岸高聲歡呼，揮手頓足；他們身穿深藍或淺藍色衣服，以示偏袒那一學校：因為牛津船員一律容深藍衣褲，而劍橋學生則著淺藍色。志摩身穿一套淺藍色運動服，戴著一副近視眼鏡，在人聲和河水的浪潮裡，和碧眼黃髮的同學們齊心合力拼命劃動槳輯；林宗孟、林徽音父女在岸邊揮舞花束為他高呼鼓勁。比賽雖然輸了，但是徽音把紮著一根紫紅領帶的花束奉獻給他，對他的奮進精神表示敬意，這使志摩比上臺領獎還要快活十倍。

　　志摩以極大的熱情和興趣參加各種學術活動。應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科學與詩》的作者瑞恰慈《I．A．Richards）之邀，他參加了新學會（The Heretic's Club）——一個積極傳播各種新思想的學術團體，每週舉辦演講會或辯論會，發表一些與社會傳統思想相抵觸有衝突的「異端邪說」。瑞恰慈、歐格敦（C．K．Ogden）、吳雅穀（James Wlld）三人於一九二一年合著出版《美學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一書時，特請志摩在卷首用中文題字，以光篇幅；志摩用林宗孟送給他的「戴月軒」貢品長鋒羊毫水楷筆，神態騰飛般地寫下了「中庸」二字。就這兩個字，他又在一次演講會上作了精闢的闡釋。他說，「中庸」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它不是世俗所理解的「調和」、含糊的意思，它真正的價值在於恰到好處的那一點，也許就是西方的辯證法吧。

　　海德公園也是一個對志摩有著特殊吸引力的地方。那兒東一堆、西一堆地聚滿了人，人堆的中心有各種性質的宣傳演說。天主教與無神論、保守黨與工黨、無政府主義者與保皇派、自由戀愛論者與救世軍、贊成內閣某政策的與反對這政策的、激進的、保守的、科學的、荒誕的，種種完全相左的見解可以在同一場地上對同一批聽眾進行宣傳。志摩的思想傾向於工黨。儲說：「到了英國，我對勞工的同情益發分明了。在報紙上看到勞工就好比看《三國演義》時看到諸葛亮、趙雲，看《水滸》時看到李逵、魯智深，總是『幫』的。

　　那時有機會接近的也是工黨一邊的人物。貴族、資本家，這類字眼一提著就夠挖苦！勞工，多響亮，多神聖的名詞！」他常常從海德公園東北隅叫做「石門」的入口進去，站在工党魁首麥克唐納腳下的木箱邊聽演說，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志摩的血液最容易被激情的鼓動之辭搞得發熱。一天，他興致勃勃地跟著賴斯基夫人，一大早就去選區為工黨競選拉票，挨家挨戶地敲開二百多家的大門，受到了不少的白眼。有一個火紅頭髮的女人，用手指著他對鄰居說，「你看，怪不得人家說麥克唐納是賣國城！這不是他雇來了日本鬼替他張羅吆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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