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張潔(6)

張潔(6)

　　在張潔的心裡，文學依然是一面由心血顏色染成的不倒旗。九十年代初，當許多人為提高脫貧的水平和速度而徘徊而下海苦奔時，張潔也在苦苦奔波——她奔波在母親和丈夫兩個年邁有病的老人之間，同時用心力極累地擎著文學，依然以心血顏色染著那面旗幟，靠古老的寫作方式養家糊口——我曾目睹過那節奏太快的生活情景，有好幾天，她的鞋跟像雨點一樣篤篤地敲擊地板的聲響使我不安，直到從天津向她發出一封信警告說再如此活下去就要病倒之後，那聲響才從我的耳畔漸漸地消失。不過，那時的張潔並沒有因為苦苦的奔波而失去光采，她穿著一條長長的黑呢裙，額頭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真的是很漂亮的。

　　正是這一時期，張潔寫作並發表了《紅蘑菇》、《日子》、《上火》、《過不去的夏天》等，比起八十年代後期的創作，在風格形態上更顯出她的老辣與惡狠狠。也就是說，張潔在她的鞋跟像雨點一樣篤篤地敲擊地板的間隙中，用文學之筆比以往更變本加厲地辛辣嘲諷和惡毒咒駡，她的內心似乎淤積了太多太重且總也排解不開的幽怨與憤恨，好像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一樣，她不能不變得特別歇斯底里，特別像個女狂人，而在這樣的心血顏色中染就出的文學也只能是一枝惡之花。

　　不久，張潔竟真的像我警告的那樣一下子就病倒了。這是在她的母親去世以後。極度的悲痛，淹沒了曾經沉積在她心血顏色中那許多惡的體驗，吞噬了過往人生全部的幽怨與憤恨。苦苦奔波中尚沒有折去的那通體的光采在這時被殘酷地一掃而光，張潔面色灰暗，鬢上出現了不少白髮，眼皮紅腫，穿一件臥病在床的舊睡袍，走路搖搖晃晃，好像老了十幾歲。

　　似乎由此結束了一個人生又重新打開了另一個人生。似乎以下的人生對張潔唯一的交付就是一點一點過濾痛失母戀的巨大悲哀，再一點一點把痛失彌補回來。這幾乎成了冥冥之中命運賦予張潔的重要使命。後來，她便發表了長篇紀實作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一份深摯的對母親的固戀，使我意外地從中發現了破譯張潔一度表現出的女狂人一般文學之惡的謎底，從而看到了她心血顏色的變異。因此，就從這裡展開話題，我想，無論往後看還是朝前看，都可以探到一些解釋張潔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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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後期，以《他有什麼病》為鮮明標誌，張潔文學的風格形態開始發生大幅度陡轉，我曾比照人生更年期的焦躁和怪癖將這樣的變化命名為文學的更年期。與八十年代相比，儘管九十年代在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心世態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張潔並沒有因為這變化結束她的文學更年期，而是更加著力於內心仇恨與厭惡的宣傳，繼續以毒攻毒以惡抗惡，繼續諷世譏俗，繼續老辣尖酸和刻薄。應該注意的是，在這種狂怒與怨憤的繼續中，曾經表現出的非常態化的文學情緒及造成小說秩序紊亂與抽象的現代荒誕形式的經營已明顯消褪，直接切入現實人生的膽量與氣魄則令人震驚。當張潔以極徹底的現實主義姿態站在世人面前，以她格外的坦率格外的無所顧忌讓許多人感到氣憤和可怕也令許多人興奮不已的時候，她實際上已經走上了對人生徹底失望的情緒絕境。於是，一種無可奈何深刻的悲哀流貫於這一時期作品的紿終。這樣，我們看到九十年代初的張潔，是一個悲哀到極點的女狂人。

　　《日子》在大到國家意識小到查算收交水電費的生活瑣細中放開筆，寫盡國人過日子的真實情境。作品的主人公是位小有名氣的數學家，卻沒有為此而被生活特別寵愛，他無法逃開社會人生的方方面面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響和糾纏，個人微不足道的意志和願望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一種不可逆轉的外力任意奴役。如果從寫作過日子小說的角度看，張潔是在許多作品的基礎上續寫大眾人生的煩惱和一地雞毛，但是她卻打破了被稱之為情感零度介入的遵循，在字裡行間投入了強烈的主體反諷與調侃的色彩，將深沉的人生悲劇體驗化作一種非莊嚴的形式呈現出來。這樣，我們便看清了我們每一個人在過日子中消損的渺小生命，看到了我們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輕，從中感到了某種昆德拉式的對人類媚俗境況的揭示，同時體會到無法改變或根除的人生媚俗存有的深刻悲哀。甚至可以說，張潔在此間的文學之惡是指向媚俗的，她全部惡感的渲泄都因著媚俗的敵手也是我們自己——看看那位數學家的妻向日本的尋根，看看他在查算收交電費過程中因為種種的扯淡而遭遇的周折，再看看新上任的黨委書記等等的街頭形象，就仿佛面對著像玫瑰花一樣開放的癌細胞，對遊蕩在人們日子裡的那些超時空超政治卻又難以最終消滅的敵手，張潔怎能不悲哀又無可奈何地調侃數學家：「他就無病呻吟地、貴族化或小布爾喬亞式地、覺得如此蒸蒸日上、欣欣向榮，我們的前途無呀麼無限好，我們的日子比呀比蜜甜的日子沒勁、沒意思……」是的，只能如此。有一種悲哀讓人流不出眼淚，也無法使你對它保持平視的目光且逼你進入調侃的角色或者乾脆啞默。這時候，無論是譏笑是咒駡是幽默是調侃，都含著流不出的眼淚，藏著深在的悲哀。

　　如果說《日子》中的文學之惡是無性姿態下的表達，那麼張潔在《紅蘑菇》、《上火》、《她吸的是帶薄荷味兒的煙》中現出的文學之惡像是有性姿態的狂舞。在一個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因為這有性姿態的狂舞，張潔曾給沉寂巳悲觀的文壇添加了些興奮與談資，甚至出現了已經顯得十分陌生的文學轟動效應時競相傳閱小說的情景。張潔和她的小說被許多人依照自己的方式咀嚼，並且嚼出了很多可以說出也可以寫出或只能說出卻無法寫出的滋味。

　　在種種的議論中，我聽到了一句讓我一驚且十分銳利的話：張潔恨死了男人。我把這話告訴了張潔。她說：對，我是恨死了男人。

　　這便註定了張潔在相當一部分文學之惡的渲泄中所持的性別立場。她把自己變成一個被逼上梁山的女狂人，一個充滿女權自覺性的諷喻大師，代替婦女們與現實對話。她把隱匿在男性世界的種種卑劣與醜陋無情地撕破給人看，故意讓其在家庭生活中、政治舞臺上、文化變茲裡丟盡人出盡醜，以達成內心不可抑制的恨與厭惡的宣傳。

　　《紅蘑菇》以悲哀憐惜和痛惡鄙視的雙重筆墨揭開了家庭生活的內幕，張潔把前面的一半筆墨投給了女主人公夢白，把後一半筆墨毫不遮掩地潑向夢白的丈夫吉爾冬。可以說，在象徵的意義上，夢白的人生體驗也是張潔自我的寓言，吉爾冬肉體和精神全面陽痿之下的虛偽和貪婪則成為這一自我寓言生長的根由。張潔在此間的性別立場並不是像《方舟》那樣古老的男女生存不平等權力的傾訴，而是女性在獲得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應有權力之後，對婦女自身和男性世界的人性（弱點）及靈魂的現代審視。這正是現代婦女寫作在經過了女性一女權而進入到女人階段後的重要命題。

　　《上火》中，政治的內幕因男性的主宰和人生表演而顯得格外污濁，人倫的墮落與政治的卑鄙成了一對雙生子。看得出，張潔再也耐不住性子去按部就班地訴說來自女性世界的那份痛苦，她怒不可遏，惡毒嘲弄的諷喻的和戲擬的方式使她在再現的意義上表現出某種政治參與傾向。她的性別立場是在以歸謬手段呈示男性世界的醜陋中表現出來的。它不是站在女性立場上控訴的表達，而是基於與男性為中心的世界的對立邊緣的批判性表達。它不是女性情感的放縱與渲泄，而是理性控制之冷峻的嘲諷和不留餘地的戳穿。這篇作品以獨特的智慧風貌所展示出的現代婦女寫作的文化風姿，有望把女界人生的命題推向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境界，其間對政治、權力的關注預示了現代婦女覺悟的新內質。（順便說一句，蔣子丹新近發表的《左手》也是與《上火》具有同樣意義的小說。據說，張抗抗等女小說家也寫作了類似風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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