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劉真(4)

劉真(4)

　　淮海戰役後，打開了武漢，劉真隨同部隊進入這座中南的大城市。高樓下，到處睡著討飯的大人孩子，多是破了產的農民。一些無家可歸的少女，站在黑暗的牆角，被人喊作「野雞」。漢口有個娛樂場叫「民眾樂園」，裡邊五花八門，藝人的處境十分悲慘。有一次劉真和同伴來到這裡，在掛著「怪人團」的牌子前停住了，她們好奇地走進屋。這是一間肮髒的小屋，炕上十來個孩子，被人弄得奇形怪狀，有的頭大身小，有的腦頂尖下巴大。每進一批觀眾，手執皮鞭的大漢就抽打這群怪人，逼他們笑、爬、跑。劉真目不忍睹，哭著跑了出來。她的感情像烈火炙傷了一樣痛苦。大城市武漢，滿目瘡痍，還沒有來得及蕩滌的種種黑暗腐朽的場景，給劉真留下了極悲痛、憤恨的印象。

　　部隊進入四川後，沒有來得及逃走的敵人化整為零，穿起便衣，目夜殘害老百姓。劉真在一個連隊裡，參加了川南和順縣獅子灘大大小小的剿匪戰鬥，在戰鬥中迎來了全中國的解放。

　　九歲參加革命，在戰爭的風煙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劉真，在短短的十幾年中，經歷了太平年間人們所不可能經歷的磨難。農民家庭、革命隊伍、同志的情誼、敵人的殘酷，陶冶了劉真的性格和世界觀，也像一部歷史的洪流，匯成她創作的源泉。

　　當有機會動筆寫作的時侯，過去可歌可泣的生活首先湧到她的筆端。《好大娘》裡描寫一位革命的老媽媽，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照料戰士們的生活。日本鬼子「大掃蕩」，作品中的「我」（即小劉）和部隊失去了聯絡，在敵人搜捕的時候，老媽媽捨生忘死地營救她，掩護她，冒著生命的危險，從敵佔區背出小劉，找到自己的隊伍。《我和小榮》中的主人公就是兩個孩子，一個是「我」十五歲的小王，部隊裡的「小鬼」，出生入死地通過敵人封鎖線傳遞文件的小交通員，一個是十二歲的女孩小榮，普通農民的女兒，也是個小聯絡員。這一對孩子既勇敢機智、樂觀頑強，又天真純潔、活潑可愛。在《核桃的秘密》裡，作者索性給主人公起名叫劉貞兒，寫這個小女孩一件不光彩的故事。在太行山八路軍幹部學校裡學習。有一次偷吃了老百姓的生核桃，又苦又澀的黃水從嘴裡流出，難受得真想哭。核桃的主人，一位老媽媽，聽說是八路軍學校裡的一個小幹部偷了她的核桃，不但不准別人責備，還特別帶來四個熟了的核桃給她。這位老大娘相信共產黨，把兩個兒子都送去當了八路軍。《弟弟》寫一個叫長生的男孩子，嚮往革命，參加了八路軍，在戰鬥中迅速成長，最後光榮犧牲。《英雄的樂章》著力描寫的是在戰鬥中成長的英雄張玉克，他和「我」—一清蓮，從童年起就結成了朋友，在戰爭中，他們多次分別又會見，走過了少年、青年時代，結成深深的愛情，但為了革命，為了人民，張玉克在解放的前夕，獻出自己的生命。《長長的流水》通過小劉的回憶，講述了「紅小鬼」小劉與李大姐之間動人的革命情誼。倔強、調皮、有點自高自大的小劉，因為當過宣傳員、交通員，被敵人逮捕過，就覺得自己了不起，不喜歡學習，在李大姐嚴厲親切，以身作則的影響下，逐漸克服了自己的缺點。……這些以太行山區革命軍民鬥爭為生活背景、採用第一人稱的寫法，帶著明顯的自傳痕跡的作品，是劉真前期生活的藝術再現。作品中的少年英雄，從寧死不屈的小趙，勇敢機智的小榮，到主人公「我」，都使人感到，不是作者自己就是和作者一起戰鬥過的夥伴。那些好大娘、好大姐、好領導不正是作者成長過程中，保護過她、哺育過她的人民群眾和同志麼？軍民的魚水情，戰友的同志愛，革命者的崇高的思想品德，階級敵人的殘暴無恥，在劉真的作品中都得到充分反映。

　　粉碎「四人幫」，劉真又一次從黑暗中闖過來，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回太行山看望養育她的父老兄弟，她仿佛又回到難忘的過去，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散文像泉水般湧了出來，這些作品，同樣有著當年太行山生活的印記。

　　太行山不但養育了劉真，而且澆灌了她的作品。

　　三

　　1941年，劉真剛會寫字讀書，就開始寫日記，以後從未間斷。1948年，寫了兩篇文藝通訊，一篇寫的是野戰部隊通過黃泛區碰到五六裡方圓一陷就到大腿根的泥濘地。劉伯承司令員已經跋涉過去了，可是二百輛拉著炮彈、子彈的馬車，過不去了。劉司令員帶頭返回北岸，把彈藥扛在肩上，大家齊心合力艱難地通過了牲口過不了的泥濘地帶。這篇文章就叫《二百輛軍械車》。另一篇描寫大別山人民救護傷員的動人事蹟。這兩篇處女作印在《千里躍進大別山》文獻上，這以後，為了配合鬥爭，劉真還寫過一些小劇本。

　　1951年，劉真在一個師裡任文工隊隊長。部隊入朝作戰後，上級為提高她的文化水平，藝術水平，派她到東北魯藝文學院學習。她來到哈爾濱，在戲劇文學系進修。這時創作了第一篇小說《好大娘》，刊登在《東北文藝》上。這篇小說完示出劉真生活的厚度和創作才華，引起了文藝界的重視，它獲得了1953年兒童文學三等獎。宋慶齡、鄧穎超親自發給她獎品，使劉真受到很大鼓舞。

　　一年後，劉真被魯藝推薦到在北京的文學講習所進修。在這裡，每一個學員都有一位老作家輔導。劉真的老師，是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兒童文學作家嚴文並。劉真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春大姐》、《我和小榮》都是經嚴老師看過，多次提出意見，再經過劉真多次修改寫成的。提起嚴文井，劉真說：「他是一位認真負責的、難得的好老師。他讀了我寫的每篇文章，都一點一滴詳細的提出意見。總是告訴我，叫我消化了他的意見，變成我自己思考出形象生動的語言以後，再改動作品。他從來不動手改我一個字，他說：『創作不能代替，這樣才能把你鍛煉得更會走路了，形成自己的風格』。實踐證明，他說的多麼對呀！他是多麼懂得如何輔導問！」

　　《春大姐》描寫的是農村青年的戀愛故事，突出了新舊思想的矛盾鬥爭。說起這篇小說的創作過程，劉真十分激動地回憶起一個動人的故事：「在修改《春大姐》時，我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這就是我無論如何努力，也寫不好文中的一個媒婆。我參軍以前還很小，參軍後一直在部隊，沒做過地方工作，不熟悉媒婆們的生活細節，可是寫不好細節，作品就會概念化。怎麼辦？嚴文井老師說，拿給老趙看看吧，他熟悉農村這一類人物。過了幾天，嚴老師對我說；『老趙看了，他很高興，說這是來自生活的作品，願意和你詳細談談。』就這樣，二十三歲的我，竟站在老作家趙樹理的面前了。他向我介紹了媒婆們如何耍花招騙人，還非常耐心地替我出主意，想辦法，設計情節。他又說又笑，一直講了半天，好像許多媒婆活靈活現地站在我面前……可是我還找不出適合的形象與細節。最後，還是趙老師替我創造了一個媒婆。他整整三天什麼別的事情都沒幹，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修改這篇小說上。嚴文井老師說：『對於沒有生活基礎的作品，趙樹理是不愛的，也不會這樣做。你看，他努力做到和你的文字風格統一起來，還怕有破綻，叫你自己再改改，順一順。』趙樹理老師的成全、愛護和他那無私的幫助，使我很感動，我永遠也不能脫離生活來胡編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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