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劉真(2)

劉真(2)

　　《黑旗》是從一個對於我國經濟生活與社會心理發生深遠影響的事件寫起。那段歷史，中國當代文學在《黑旗》以前，還很少有作家作認真的反映。那段歷史，對中國人民，特別是對廣大農民有過痛苦的創傷。農村大躍進起來後，一些幹部頭腦發熱，折騰起每一個人來快速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人們還來不及搞清楚啥叫共產主義，英美是什麼樣子，就你爭我搶，狂熱地表態。故事就從這裡開始。虛報成績，說大話，榨幹農民血汗討好上級，瞎指揮的人步步高升，老老實實說真話，為人民群眾著想頂上級的人被逼瘋，被革職勞改，再經過文化革命中殘酷的你爭我鬥，農民淪落到逃荒要飯，流離失所的境地。

　　小說中的人物各式各樣，不同的身分、經歷、品質組成了一個中國社會主義的農村社會。縣委米書記表面上是社會主義的帶頭人，骨子裡卻是個專橫片面的封建長官。他的話就是聖旨，吹牛拍馬在他那裡吃得開。1958年全縣的恐怖氣氛就是他一手造成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也挨批挨鬥挨壞人的打，才清醒過來。這種人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佔據高位，他們是中國社會多年來盛行極左思潮的社會基礎。羅萍從小當八路，後來當幹部，是個老右傾，從省下放到公社，步步不得志，但一步也不肯後退。人家吹牛的數字像氣泡一樣往上漲，她關心農民半句假話也沒有。為了農民的利益，她遭到眾人的辯論也不屈服。上級給他們扣上黑旗，她把它當成布料，給窮孩子做成褲子和小帽。天大的壓力頂在頭上，她不畏懼。羅萍是一個真正與農民群眾血肉相關的共產黨員形象。中國正是因為有許許多多像她一樣的好幹部和人民一道頑強地抵制黑風惡浪，才能夠在一次又一次的浩劫後復蘇過來。老實熱情的公社書記丁盡忠，對待事業像閨女描花繡朵一樣認真仔細。他不說違心話，不做虧心事，被逼瘋逼傻。劉大伯是一個沒有地位、沒有文化的普通農民，他從舊社會的苦海中掙扎過來，愛共產黨，愛社會主義，愛人民公社，他無職無權，但以社會主義的態度對待邪惡勢力。在愚弄人的環境裡能一針見血地指出「過去為真理犧牲是烈士，現在說出點真理兒，就像個反革命。」劉大伯這樣一個硬漢，經過歷史的變遷，落到討飯的境地。劉大伯就是千千萬萬勞動農民中的一個。他們勤勞樸實，直言不諱，敢做敢當。他們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推動社會主義農村不斷向前的中流砥柱。

　　劉真飽含著對農民大眾深厚的感情寫成這篇小說。她曾說，我想說的話，一直憋在心中不能說，憋了多少年也痛苦了多少年，通過《黑旗》總算說出了一部分，透了一口氣。小說用第一人稱寫作，儘管作者很少出面，但我們在羅萍、李大伯、小馮等人身上又時時會感覺到作者的存在，這不僅僅是作者對這些人物的喜愛和同情，而是劉真似乎就分身在這些人身上，卻又不妨礙他們各有自己的性格。這恐怕只有長期生活在農民中間並且真正同他們共命運的人才能做到。對於米書記、劉大炮，甚至很少出現的人物，劉真都不是為他們畫出一張張臉譜，推出一個個概念，也都是有血有肉的。劉真的新小說，發揮了她以往的藝術特長，就是在這樣一個重大主題的嚴肅描寫中，仍然透出勞動人民那種健康的詼諧、幽默、潑辣的情趣。

　　繼《黑旗》之後，劉真又發表了《她好像明白一點點》（1979《清明》第二期）、《餘音》（1980年《江城》一月號）、《姑姑鳥》（1989年《北方文學》四月號）等短篇小說，均把重心放在揭示歷史的災難給人們靈魂深處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帶來的創傷，特別是給樸實、善良的農民帶來的苦難。劉真通過描寫發生在農村幹部、老大爺、大娘、女青年、小媳婦、四清工作隊員中間的故事，闡明著一個值得認真探討，永遠記取的歷史教訓——「文化大革命」不能重演。

　　劉真的創作大致可分為三類，除了反映農村鬥爭和社會矛盾的小說以及題材廣泛的抒情散文外，還有一類是反映戰爭歲月「小鬼」生活的短篇小說，這些為數眾多的作品，創作於五六十年代，激動過不少人的心。作品多是描寫戰爭環境裡革命隊伍中的階級友愛，無論是幹部、戰士、大爺、大娘還是天真活潑的小八路，儘管年齡、性別、職務、性格有很大差異，但他們有著共同的愛和恨，崇高的感情把大家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三類作品如果說有什麼共同的特點的話，那就是一個「真」字，仿佛許多作品使用了她自己的生活和經歷，給人物注入了自己的性格，當然，那些完全從客觀社會中提煉的人和事，也給我們留下了相當真實可信的印象。一個「情」字，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漾溢著熾熱的激情，儲備了感染人的力量，像一篇篇撩人心弦的抒情詩。一個「敢」字，敢寫情、寫人性、敢抨擊生活裡的不良傾向，寫起來鋒芒畢露。真、情、敢，鑄成劉真的特色。不是從革命深處走過來的人，《好大娘》、《我和小榮》寫不了那麼真切，沒有像《好大娘》、《我和小榮》等許多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的革命經歷，她的愛和恨不會那樣鮮明，她更不會在打倒「四人幫」後，那麼早就寫出像《黑旗》那樣的好作品。

　　一定要見一見劉真，這對研究她的創作將是極為重要的。

　　在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我見到了劉真。她面孔清瘦黝黑，眼鏡後面的一雙眼睛卻極有光彩。她的穿著樸素至極，可以說連半點打扮都沒有。從她的目光中，從她的聲音笑貌裡，仿佛還能看到在過去的戰爭年代中推著光頭，爬山越嶺，倔強勇敢，機智調皮的假小子，劉貞兒、劉清蓮（劉真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印記，至於《黑旗》中與農民群眾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羅萍，與劉真本人的相似之處就更多了。

　　以後，我又見到她幾次。在她那兒，聽到許多難忘的故事，充實了我對這位作家——劉真的認識。

　　二

　　1930年1月26日，這是北方極寒冷的一天，在山東和河北交界的夏津縣運河東岸的太平莊，劉真出生了。父母給她取名九兒。她的大哥是後來的作家晉駝，比她大二十歲，那時，剛讀完師範，流亡東北。二哥在家鄉小鎮的雜貨鋪裡當學徒。家裡，除了父親都是女人，祖母、母親、嫂嫂和她。

　　這是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七十畝地，兩頭牛，還雇個長工，過著自給自足的莊戶生活。吃的是玉米、高粱，穿的是家織土布。在這個封建社會的偏僻角落，女孩子六歲學紡線，十三歲會織布，讀不上書。她們的文化生活幾乎只有每年正月十五擠進人群觀看踩高蹺、跑旱船，要不就是聽那兩出從未變換過的《後娘打孩子》、《王大娘鋸大缸》。偶爾見過路來村耍猴、說大鼓的民間藝人，孩子們是死追不放的。

　　可是劉真幸運，她比一般農村姑娘得到的更多，因為她有一個出身窮苦、勤勞、聰明、要強的母親，她從小便從不識字的母親那裡得到了文化營養。一個個數不清的夜晚，小姑娘鑽進被窩，勞累了一天的母親，坐在女兒面前的炕頭上，一隻手飛快地搖動紡車，一隻手拉出長長的棉線。她一邊紡線，一邊教女兒背誦從別人那裡聽來的「小九九」和「百家姓」。嗡嗡的紡車聲，有時又牽動了母親的思緒和幻想，她低聲唱起《英雄的十二月》，講述義和團起義的故事和梁山好漢的傳說。民間歌謠、唱詞故事漸漸為幼年的劉真展示出中國古代歷史、文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畫面，中國文化，在這顆天真純潔的心底留下了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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