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李納(5)

李納(5)

　　「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文聯副主席陳登科被江青點名為國民黨「特務」，於是李納等二十六人都成了「特務」集團的黑班底，安徽省文藝界的重點罪犯，通通打入牛棚。而李納比其他作家的「罪行」更重，因為她的丈夫——詩人、畫家朱丹，與作家方紀的友誼頗深，因此和馮牧等人同被誣為文藝黑線回潮的代表人物。被「紅衛兵」關押和拷打的朱丹，必然要株連李納，再加上有人向當權者告發她「攻擊中央首長江青」，致使她成為集中營中的重犯。這些「罪犯」由合肥文藝界聯絡站管理，並於1968年押到合肥農具學校。李納回憶說：「我沒有蹲過法西斯的集中營，我想大約不會比我門的處境更慘吧。我們幾十個人同睡一個地鋪，門頭高懸『鬼棚』的牌子，門上寫著『罪犯』的姓名。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請罪』，旁邊有人拿著『水火棍』監督。稍有不慎，就挨懲罰——胸前掛上恥辱牌，讓你抬土、掃地；無論走到哪裡，任何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不知挨了多少石頭。睡眠時，一百瓦的燈泡懸在頭上，使人無法休息。一人『犯罪』，所有的人同被處罰。」李納還講到一個靈魂極其殘忍的高幹的兒子，是一個文工團員，他經常提著皮帶任意捉弄「犯人」，並以此為樂。李納是他最不順眼的，一舉一動都會成為他侮辱的材料。背誦「老三篇」，他問李納「老三篇」裡有幾個「但是」；《愚公移山》中，為什麼有的用「山」，有的用「大山」。有時，他糾集一幫嘴裡叼著煙捲的人，要李納跑步、不停地向後轉，而他們在一旁縱聲大笑。「遇到這情景，我只想哭，哭這些可憐的愚昧無知的青年，哭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說這些話時，李納的眼睛裡還閃著淚光，這是何等沉痛的感慨！

　　當李納差不多感到絕望的時候，光明的翅膀駕著她在黑暗中起飛，她遇到了人類中美好的靈魂，心，得到了安慰。

　　「我永遠不能忘記，」李納說，「當那個文工團員侮辱我時，一個年輕的會計便挺身而出保護我；當我被鬥後，回到爬滿蟑螂、潮濕、陰暗的小屋，我睡在床上，不吃不喝，又是這位會計，悄悄端來一碗飯，還有醬肉和豬肝。她溫情脈脈地站在我的床前，像是乞求，我無法拒絕她的好意……」李納還講到一個同她只有過幾次談話的女同志，「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去看她，給她勇氣、信心和溫情。一天晚上，她要去我在北京的住址，說打算到北京代我看看母親。因為同情我，還和丈夫吵了架。最後她對丈夫說：『我決不相信李納是特務，如果是，一人做事一人當，也決不連累你！』當時我感動得不能自己，在那樣渾沌的世界，沒想到還有這樣的好人！」

　　1968年，毒火正在中國的大地往縱深處燃燒；那年的嚴冬，李納被押解到舒城縣的小山溝裡。她的任務是大雪天，到飄著冰淩的河裡為全機關洗菜。她的手，一觸到透心澈骨的冰水，就不停地顫抖。有時上山挑石頭，還要在田頭地埂上挨鬥。不過農民並不買工宣隊的帳，房東從不說李納的不是，淨是好話，遇到鬥爭她時，房東的女兒——雖然她是青年隊長——從不去參加。

　　疾風知勁草！這句古詩，是人生哲理的真諦。十年動亂，對一般人來說，尤其對那些受了衝擊、打擊、迫害的人來說，生活使他們認識了許多人，美和醜，在疾風、急流中，變得徑渭如此分明，李納對此感觸尤深。

　　一天早上，李納挑著石頭，在狹窄的田埂上邁著沉重的步子，由於她深度近視，更增加了行走的困難。這時，迎面走來一個挑石頭的人。此人以前曾再三表示自己是她的朋友，如何關心她的生活和創作，李納似乎也從不懷疑他的「友情」。在田埂上，李納為了給他躲路，往旁邊一閃，不料腳一軟，人和石頭一起摔到田裡。這位與她共著命運的「朋友」，僅僅看她一眼，便挑著石頭過去，連停一下都不敢。而這時，另一位不熟悉的「朋友」卻慌忙丟下竹筐，把她從田裡拉了起來，李納說：「我發現，他眼裡湧出了淚水。那一刹那，我突然加深了對人的認識……」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李納每晚都要到工宣隊的隊部「學習」。她的住地離隊部很遠，路兩面是河，夜裡常有野獸出沒。一到夜裡，近視的李納，什麼也看不見，山路坡陡路滑，積雪又深，這使她寸步難行。一位好心的工宣隊員可能出於同情之心，所以提議每晚派兩名「棚友」送她回住地。這份差事雖苦，但在「棚友」們看來卻是美差，所以爭著送她。李納回憶那段生活時說：「我走在雪地裡，沒有『董超』『薛霸』之流的押解，我們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仰望夜空的群星，自由地開幾句玩笑，自由地背誦唐人詩句……」在沒有真理和正義的時代，人生旅途中那一小段坎坷的山路，竟成了他們「囚犯」生活中的快樂之旅。

　　當嚴寒殘酷地襲擊人間的時候，偌大的世界，總有春溫的存在，總有好人用光明之心去溫暖被冬天囚禁的人。在安徽農村，李納有許多農民朋友。宣城縣一位農村婦女遠道來看她，一見到李納，抱住她便痛哭起來；那感天動地的哭聲使李納鼻子一酸，也淚如雨下。後來，李納說：「人類，除了少數惡棍，具有更美好靈魂的人，總是多數。人民是偉大的，可愛的，如果我寫作，一定要寫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素質，歌頌他們大公無私、克己忘我及富於同情心的精神。我覺得，將他們可愛的靈魂揭示給今人和後代，是我一輩子的任務。」

　　1976年，10月，是黑夜的結束，黎明的開始。這年的回月，痛苦使她欲生不能；而「四人幫」的覆滅，使她的心經歷了比抗戰勝利時那種喜悅還大的喜悅。擱筆多年的李納又拿起筆來，1978年發表了《涓涓流水》，她的生命像流水一樣又歡樂地在祖國的大地上奔騰起來。這期間，她修改、完成了寫於1963年的長篇小說《刺繡者的花》（1979年連載于《清明》雜誌，198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後獲1977—1984年人民文學長篇小說獎；同菡子合作，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江南一葉》（發表於1979年《鐘山》第一期），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納小說選》。

　　《刺繡者的花》是李納創作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作品。它是反映本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發生在雲南一偏僻小縣——航遠縣的故事。小說通過女主人公繡花工葉五巧的成長，展示了這個小縣急劇的歷史變化。

　　葉五巧是個聰明、美麗的女子，在「五四」運動後，被地主鄉紳的愛子杜天鴻看中，娶為妻子。當大革命的風暴席捲全國的時候，杜天鴻便和與他家結為世仇的陳家的兒子—一他的好友陳永直攜手奔向昆明，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但不久，兩人分道揚鑣，杜到廣州考入黃埔軍校，大革命失敗後成為國民黨的反動軍官，並遺棄了當年愛過的妻子；而陳永直則成為共產黨員，回到航遠縣的彝族地區進行革命活動。

　　葉五巧善良而熱誠，在杜家雖受歧視，但曾將自己的全部熱情傾叫；在杜天鴻的身上，捨生忘死地愛著他。她被拋棄之後，又把全部的愛給了獨生女兒。她認為自己的不幸是因為沒有學問，因此便決心把女兒培養成一個有教養的知識人——自食其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抗日戰爭爆發後，女兒在表叔陳永直的影響下成了革命者，這與她的意願是相違的，但女兒是她的一切，失掉了女兒就失去了一切；她為了理解女兒，便走入了女兒的世界，在陳永直的幫助下，變成了一位自覺的革命者。於是，她又將自己的全部的愛給了革命。當時，杜天鴻是當地幾個縣的專員，而葉五巧的鬥爭對象正是她的「婆家」；「丈夫」及整個封建地主階級。她忘我地做著革命工作，於解放前夕執行一項緊急任務時被捕，後即被杜天鴻下令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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