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李納(3)

李納(3)

　　正當雲南的抗日救亡運動不斷發展之時，李納的姨夫從上海來到昆明，受聘于雲南大學附中擔任教導主任。他在路南縣家鄉人的心目中，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他團結進步教師，搜羅進步教師，楚圖南就是頗受學生愛戴的一位。昆明被敵機轟炸後，附中疏散到路南縣。李納由於家庭困難，又羡慕該校的自由空氣，便請求姨夫介紹到圖書館工作。這個圖書館有許多進步書籍，周圍又有不少具有進步思想的教師。多年來，她渴望讀書，在這個知識寶庫裡她得到了滿足。在瀏覽了「廣闊的世界」之後，她懂得了人應該怎樣生活。尤其讀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使她對延安充滿了激情，認為那種生活是人生真正的生活，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延安是黑暗中的燈塔，心中的詩。

　　那時，去延安，須有不怕殺頭的膽量。李納說：「我認為，為了真理，任何困難都無所畏懼。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中那位女主人公給了我勇氣。我充滿著同舊生活決裂的精神，決定闖出雲南。但雲南離延安實在太遙遠了。當時交通困難，我又從沒有出過遠門，再加上我有婚約的束縛，萬一被發現，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將我抓縛回來。我姨父說服母親，她心軟了，決定讓我走，並向我提供路費及一切需要的方便……」於是，在1940年春天的一個早晨，她離開了四季如春的昆明，奔向革命聖地延安。汽車在大路上跑，兩旁的加利樹向後面飛，她激動地站起來，但心裡沒有離情別緒，只有幸福！她微笑著，眼裡充滿了淚水，她覺得自己是一隻飛出樊籠的自由鳥！

　　延安，像陝北高原健壯的母親，張開雙臂，擁抱一位熱烈地愛著她的青年！

　　李納到了延安，被分配到培養婦女幹部的中國女子大學學習。那裡的生活緊張而艱苦，一切強調集體。她們穿布軍裝，同睡一鋪大炕，坐在露天底下上課，集體學習《新民主主義論》，討論為什麼到達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

　　李納是抱著一種浪漫的幻想投奔革命的。但很快，她發現這個革命集體裡一部分規定死死地限制了她的自由。同學們找她談心，鼓勵她進步，熱情地幫助她克服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她，慢慢地，慢慢地，習慣了，進步了……

　　延安，那是個革命家庭，組織上很注意大家特長的發揮。她和幾個愛好文學的同學被送到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她說：「那時是我求知欲最強的時期。我很喜歡這個環境。這兒學術空氣很濃，讀書成為共同的需要。魯藝圖書館藏有許多世界文學名著，我貪婪地讀了俄羅斯作家從普希金到高爾基的重要作品、差不多讀完了屠格涅夫作品的全部翻譯本，我覺得他的作品像露水一樣晶瑩。這些作品有的是手抄本，放在半山坡的資料室。每天早上，草草吃完小米稀飯便往資料室奔去，資料室還上著鎖，門口已經排了長隊，等管理人員一開門，大家一擁而上，以便搶到一本好書……」在光線暗淡的資料室裡，大家如饑似渴地讀著；泥做的凳子占滿了，就站在牆角閱讀。陝北的冬天，異常寒冷，實在伸不出手，就將磚頭燒燙，塞在棉被裡，蓋著半截身子讀書。李納在艱苦的條件下學習著，但這樣的日子不長，幾個月後，延安整風開始，一切課程停下來，圖書館和資料室封了門，讀古典文學名著成為被批判的行為。每天召開批判會，寫檢查、寫自傳，這樣持續了幾年，直到1943年底才告結束。魯藝辦學方向和辦法被批判為「關門提高」。音樂系和戲劇系合併，變為秧歌隊，文學系實際上已不存在，有的去三邊，有的去隴東，都改了行。魯藝變成了延安大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下屬工業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一部分學生參加工會和農會，專門紡線、種莊稼。李納被分配到延安中學教語文。她是帶著革命虔誠的感情去從事教育工作的。當時，年輕的李納，思想單純，腦子裡沒有多少私心雜念，只要對革命有利的事，她就去做；她覺得，為革命培養新一代是一項神聖的任務，甚至決定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孩子。當時，她每週六小時語文課，除了備課，批改作文，就是管理學生的生活和思想。李納回憶說：「這些孩子都很聰明、活潑，多是經歷過不少苦難才輾轉來到延安的有名的烈士的遺孤和幹部子女，也有參加過長征的連級幹部，我和他們結成難忘的夥伴，我教他們，但也從他們那裡受到教育。後來，他們大多都曾在蘇聯學習技術，成為中國後來許多單位或企業裡的技術骨幹，有的當了大領導。如果說，我也有點安慰的話，每每想起他們，便是我的最大安慰……」在延安中學，她一直工作到抗日戰爭結束，度過了一生中甚為難忘的日日夜夜。

　　1945年8月15日那天深夜，大家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不用召喚，人群從各個山溝和窯洞裡湧來，毫不吝惜地撕下棉襖，扯出棉花，蘸了油，點上火把，匯成光明的河流一起湧到新市場、橋兒溝的街上。賣果子的叫著：「吃果子，吃果子，不要錢啦！」狂歡的人群中有的吼著：「回老家啦！回老家啦！」火把照亮了延安的山山水水，直到東方破曉，遊行才算結束。她有一位同學高度近視，一刻也不能離開眼鏡，但回到窯洞才發現，狂熱的遊行中，不知什麼時候失掉了鏡片而竟沒有察覺。

　　抗日戰爭的勝利給延安帶來了新的變化。「到新區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開闢工作！」就是當時的戰鬥口號。大批大批的幹部湧到前方，李納也懷著迎接新生活的豪情，在「八·一五」的後幾天便動身去東北。

　　李納不是東北人，但她和東北人一樣，那首著名的流亡歌曲《松花江上》一直響在她心裡。

　　東北的十月是美麗的，雖然那裡處處有侵略者鐵蹄蹂躪的傷痕。

　　經過革命生活鍛煉的李納，胸懷廣闊了，感情濃烈了。東北山水的粗獷美和雲南那種四季如春的細膩美，在她心裡織成一幅遼闊、壯麗的畫卷，這就是偉大的祖國！

　　到了東北，她分配到《東北日報》當副刊編輯，一同工作的還有作家陸地，領導是嚴文井。那時，她在嚴文井和陸地的鼓勵下，開始到鐵路工人和市民中採訪，也採訪關於東北抗日聯軍的戰鬥生活。楊靖宇將軍的事蹟和他的壯烈犧牲使她無比感動，於是寫了幾篇關於抗聯的散文，發表在《東北日報》副刊上，這是她創作生活的最初嘗試。1946年，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支持下，開始向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當時，他們住在佳木斯，力量弱，加上土匪的搔擾、破壞，解放區很不鞏固。中共中央發出「鞏固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後，東北局由各機關抽調一萬二千名幹部，下鄉搞土改。李納被分配在哈爾濱近郊，瞭解了農民的苦難，把她所目睹的農民鬥爭惡霸地主、分配勝利果實，送子參軍等令人激動的場面，用散文、報告丈學等形式寫出來，發表在《東北日報》和《東北畫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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