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彭慧(3)

彭慧(3)

　　文學生涯的開始

　　由於敵人的殘酷鎮壓和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在武漢的地下組織幾乎全部被破壞，大批共產黨員被捕、被殺。彭漣清在武漢一直堅持鬥爭，直到最後失去了組織聯繫，才不得不跑回上海找組織。不料王明一夥卻借機報復，對她進行刁難。他們讓她到一紗廠做工，卻遲遲不給她接關係。後來由於帥孟奇等為此與王明之輩進行了鬥爭，彭漣清在紗廠的工作也有了開展，這才給她接上關係，先後分配她擔任了滬東區宣傳委員和滬西區委書記。

　　1931年冬，彭漣清得了一場病，病臥中，許多往事交集在她的心中，使她產生了寫作的欲望。病癒後，她請求組織分配她搞文化工作。黨組織同意了她的請求，調她到左翼作家聯盟，讓她參加黨團。彭慧是左聯的執委，擔任過宣傳部的工作，也搞過一些組織方面的事情。1932年左聯黨團為新黨員辦過一個訓練班，講課的有華漢（陽翰笙）、耶林和彭慧。由於原來搞工廠區的工作，對工人比較熟悉，彭漣清較長時間搞的是大眾工作部的工作。當時左聯組織過對工人業餘文化活動的輔導，為工人夜校提供過教員，與工會一起辦過供工人閱讀的刊物，並建立了工人通訊員的制度。在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同時，彭漣清開始進行文藝創作。

　　彭漣清參加左聯時，她的三妹三讓也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大姐淑端為了掩護兩個妹妹，就在上海辦了個女子職業學校，自任校長，改名彭暉。三妹也改名彭玲。彭漣清就給自己新取了個名字叫彭慧。從此，彭慧就成了她日後在文化戰線上的正式名字。但她也曾用過慧中、漣清等筆名。她的第一篇公諸於世的小說就是以慧中為名發表在《北斗》（一九三二年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的《米》。內容是描寫上海「—·二八」戰事時期，在日本工廠做工的工人，為支援十九路軍抗日而舉行罷工，因要求生活救濟而遭到鎮壓的故事。小說反映了上海工人階級高漲的抗日救國熱情，表現了他們貧困生活的狀況。同時，彭慧還重溫學過的俄語，開始從事文學翻譯。她譯過涅克拉索夫的詩和屠格涅夫、契訶夫的小說，發表在當時的《文學》、《文學季刊》等雜誌上。

　　在左聯的工作中，彭慧與穆木天相識。穆木天原是創造社的成員，當時已是有名的詩人，一度負責過左聯宣傳部工作，主要是搞新詩歌運動。共同的志趣使彭慧和他結成了終身伴侶，在後來的幾十年歲月裡，共同戰鬥在建設祖國新文藝的崗位上。

　　八年流亡

　　1937年「八·一三」的炮聲震撼了上海。從此，彭慧和穆木天帶著兩個孩子，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戰時生活。

　　1937年夏到1938年夏，他們一家是在武漢度過的。穆木天主編《時調》、《五月》等詩刊，繼續和原詩歌會和新成立的時調社的詩人們開展新詩歌運動，和進步文藝界一起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詩歌為武器宣傳團結抗日。而彭慧除了參加文藝界的一些活動外，主要搞婦女救亡工作。他們在武昌海月庵的兩間住房，一間成了時調社會址，一間成了彭慧和她的女戰友們議事的場所。在這一段日子裡，彭慧寫了本關於婦女運動的小冊子，參加了子岡、宋元（紫墟）主編的《婦女前哨》雜誌的編輯和寫稿工作，也創作了幾首宣傳抗日的民謠和詩歌。其中《農村婦女救亡曲》、《八杯茶》，音樂家安波曾譜了曲。有一首詩是懷念被日寇掠走的孩子們的。那是在參加武漢反侵略協會舉行的一次國際婦女招待會後寫的。那次招待會上，邵力子先生揭露了日寇從上海把好些由淪陷區俘虜到的孩子運往東京的罪行。彭慧聽著報告，止不住熱淚滾滾，激動得未及終會，便跑了出來。那時，日已黃昏，在由漢口回武昌的輪渡上，她獨自坐著，噙著淚，起了那首詩的腹稿。回到家中，她四歲的女兒已在床上睡了。聽著女兒平靜的鼻息，想著那些被敵人掠走，失去了父母親人的孩子，她徹夜未眠，哭著寫下了那首詩……

　　武漢淪陷前夕，彭慧一家取道廣州，從香港過海，經越南，去大後方昆明。當時廣東中山大學也遷到昆明附近的澄江，穆木天應聘到那兒教課。彭慧則留在昆明，先住在姐夫楚圖南的家裡，後又和三妹彭玲搬到郊區的官渡。寫了《滇池岸上》、《後方的鄉村》等通訊、報告，發表在《抗戰文藝》、《文藝陣地》等雜誌上。她的《還家》集中的幾個短篇，大多也是這個時期寫的。在這段時期內，彭慧在瞭解當地農村生活，熟悉群眾語言方面下了功夫。她經常和妹妹彭玲一起，或者獨自帶上小女兒，到附近的老鄉家串門，聊天。她還經常去趕街，目的不是買東西，而是去聽形形色色人物的談話。孩子走累了，彭慧就背她走一段。女兒扒在母親的肩上，常發現媽媽嘴裡老嘟嘟囔囔地說著什麼。仔細一聽，原來媽媽在重複身邊過路人的談話。小姑娘最初覺得很詫異，後來也就習以為常了。這期間，彭意收集了不少有關雲南農村的素材，記滿了好幾個小本本。收入《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191—1949）的《巧鳳家媽》，就是彭慧這一段勞動的成果。巧鳳家媽是個受歧視的貧苦的農村婦女，女兒彩鳳被日本飛機炸死，自己後來在為支援抗戰而修築公路的過程中犧牲。在這個短篇中，主人翁巧鳳家媽爽朗潑辣的性格、明快的語言、悲慘的命運，以及高原山村的景色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這些都是和彭慧當年在觀察事物、學習群眾語言上所下的功夫分不開的。1940年離開雲南以後，迫于生計，彭慧大部分時間都在教書，沒有條件創作。她搜集材料的那些小本本，也在抗戰時期的顛沛流離中散失了。

　　1940年，中山大學由雲南遷往粵北的砰石。彭意隨穆木天離開了昆明。他們途經貴州、廣西，在桂林花橋旁的施家園住了數月。穆木天于當年秋天，先往砰石教課；不久，彭慧也接到中大聘書，於是就帶著孩子去到砰石附近的山村管埠，那是中大師院的所在地。

　　在中大任教的兩年裡，彭慧先後開過文學概論、現代文學名著選、歷代文選等課程。在管埠鋪著石板的村路旁，穆老師和彭老師居住的那座小平房裡，經常聚集著一群群年青熱情的大學生。他們和兩位老師一起，熱烈地探討各種問題。彭慧當時三十出頭，比學生大不許多，她和其中不少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們什麼話都和她談，包括個人思想上的苦悶，愛情上的糾葛。她也推心置腹地和他們談自己的各種體驗和看法。

　　1942年，中山大學鬧學潮。這時，到兩位老師家來的學生更多了。他們哭訴特務的迫害，和老師商量下一步鬥爭的對策。學潮之後，學校當局開除了大批進步學生。為了欺騙群眾，收買人心，也解聘了個把早已聲名狼籍的反動教師，而對一些有學識的進步教授卻發了聘書，想以此顯示校方的公允和開明。穆木天、彭慧夫婦看穿了他們的陰謀，毅然退回了聘書，和被開除的學生一起，離開了中大。

　　1942年夏，彭慧一家來到桂林，先在艾蕪家落腳，後在觀音山下找了三間平房安下家來。最初，由於夫婦二人都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僅靠稿費和版稅，生活很難維持。不久與他們同時期離開中大的吳世昌教授到桂林師範學院任中文系主任，他得知木天夫婦的困境，便聘請彭慧到桂林師院任教。彭慧在教書之余，陸續翻譯了契可夫的《山谷中》、班台萊耶夫的《致胡佛總統的一封信》等中短篇，發表在《文藝生活》等雜誌上，還譯了托爾斯泰的《哥薩克》（1948年，文通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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