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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雪林(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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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蟬蛻集》(1945年,重慶商務印書館)由幾個短篇歷史小說合集而成,其中多數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傳》,成書於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之時,作家以歷史故事,借古寓今,對抗戰中種種醜惡現象,進行無情鞭撻,態度鮮明,筆鋒銳利。她在《蟬蛻集·自序》中說: 歷史小說也和歷史一般,其任務不在將過去史實加以複現, 而在從過去事蹟反映現在及將來。……抗戰時期內種種可惡可 悲的現象與過去時代相類似者卻也未免太多了。本書在此等處 極力加以揭發,也無非想教讀者觸目驚心,消極的戒懼,起而為 積極的矯正與補救。 蘇雪林在自己寫作的同時還不斷關注同時代作家的創作情況,寫了《論李金髮的詩》、《論聞一多的詩》、《論朱湘的詩》、《沈從文論》、《郁達夫論》、《王魯彥與許欽文》、《多角戀愛小說家張資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俞平伯和他幾個朋友的散文》、《關於廬隱的回憶》、《記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淩叔華》、《胡適的詩》、《我論魯迅》、《我所認識的女詩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結集為《文壇話舊》(1969年,傳記文學出版)。從中不難看出,活躍在「五四」前後文壇上的許多作家及其作品,蘇雪林都一一進行論述。由於歷史的原因,或褒或貶,不免失之偏頗,一些過火的言辭也時而流露於筆端。 蘇雪林晚年寫了大量的個人生活及寫作回憶錄,計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書店)、《己酉自述——從兒時到現在》(1969年4月15日《國語日報》)及《歸鴻集》(1955年8月,暢流出版社)。她的回憶筆法極其細緻入微,兒時影事,寫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後,覺得蘇雪林確是一位記憶超常的人。 「教學相長」是蘇雪林幾十年教書生涯體會最深的一句話,她的許多學術性文章都是課堂教學的成果。她在繁忙的教學之餘,還將一些講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整理出版,如《遼金元文學》(1933年12月,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1964年再版)、《唐詩概論》(193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學史》(1980年,台中光啟出版社)。在授課之餘,從事學術研究,是蘇雪林的極大樂趣,正如她在《談寫作的樂趣》一文中說:「這一類心靈探險時沿途所拾攝的奇珍異寶,令人精神鼓舞,勇氣倍增,覺得為這個研究犧牲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這種寫作的樂趣,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蘇雪林的學術研究,大量的時間花在考據上,多年來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據中,得到了比寫作還大的滿足。她說:「這是一種發現的滿足」。蘇雪林的第一本學術考據著作為《李義山戀愛事蹟考》(1927年,北新書局),後改名為《玉溪詩謎》。她考據李義山戀愛事蹟的初衷和過程是「我對李義山的詩,素來沒有大研究過。偶然讀到《聖女詞擬意》等篇,疑惑義山有和女道士宮嬪戀愛的事蹟,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詩集的興味。陸續考證,不意競積成了一本四萬餘字的小冊子。」接著,她於1938年出版《蠹魚集》(長沙商務印書館)和《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書店)。屈賦研究是蘇雪林半生的事業,從1943年應朋友衛聚賢之約為《紀念吳稚暉先生八十誕辰學術論文集》寫稿《天問整理的初步》開始,到1973年出版《屈賦新探》(臺北廣東出版社),歷時三十餘年,寫作六七十篇文章,成為蘇雪林「屈賦研究」系列。她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鑒前人研究方法,從東漢的楚辭研究家王逸到現代的陸侃如、游國恩、聞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論著,她都作為一家之言,細細地讀。蘇雪林對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計劃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第一步從研究《天問》中的神話及與舊約創世紀的關係開始;接著研究《九歌》中十神問題;在此基礎上對世界有關文化與屈原作品的關係進行了更為廣泛的研究。蘇雪林在《我研究屈賦的經過》(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談到她研究屈賦的特點時說: 第一,我發現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國文化是世界的一支。 第二,我研究屈賦竟得到一個「一以貫之」的方法。用這個方法不但能把中國許多雜亂無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種秩然有序的系統,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個頭緒來。 第三,我主張經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決屈賦問題,竟可藉以貫穿我國古書的脈絡。 第四,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揉合一處,始可窺見中國文化的全貌。 從中,不難看出蘇雪林的屈賦研究方法有其獨特之處,正如糜文開在《屈原研究的新發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國週刊》90號)一文中所說:「蘇女士的屈賦研究,竟從發現一些礦苗,挖出『先秦時代外來文化考』的大礦藏來,而這大礦藏竟又連通著『世界文化同源說』的更龐大的世界礦藏的。這不可不說是一個驚人的大發掘。」 蘇雪林是一位不辭勞苦、努力探掘的「採礦人」。其他創作及專著尚有短篇小說《天馬集》、《雪林自選集》、《秀峰夜話》、散文集《三大聖地的巡禮》、《歐遊攬勝》、《眼淚的海》、《人生三部曲》、《閒話戰爭》、《風雨雞鳴》,專著《論中國舊小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舊詩詞《燈前詩草》及雜文《猶大之吻》等近五十種。 三 蘇雪林性格中常常顯露出「善爭辯」的特點,她曾幾次主動在現代文壇上展開論爭。從三十年代開始,她撰文參與關於李金髮象徵派詩的爭論,與覃子豪先生展開了幾個回合的討論。接著又在《鳩那羅的眼睛》出版後,與向培良先生關於戲劇的佈景和舞臺上的表演等問題展開討論,寫了《演劇問題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漢日報》)。這些討論和論爭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評價文藝作品問題上,限制在文藝本身的範圍內,可以說是學術之爭,並且是雙向的,有來有往。而蘇雪林對魯迅的論爭與上述情況則迥然不同,從表面上看似筆墨形式,但內容的實質卻完全脫離學術,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對立狀態,而且是單向的,有來無往。因魯迅已於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蘇雪林對魯迅的敵對態度,卻是在魯迅病逝後的一個月內開始的。蘇雪林反對魯迅的時間之長,發表文章之多,在歷史上是少見的。她對魯迅的看法從讚頌到反對也是眾人皆知、舉世矚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蘇雪林與魯迅並無積怨,1928年她曾與魯迅共同參加過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舉辦的宴會;1929年5月蘇雪林在《寫在(現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稱魯迅是「中國最成功的鄉土文學家」。以後在《周作人先生介紹》中對魯迅及其《阿Q正傳》的評價是:「對中華民族病態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許多脈案和治療之方」。1934年冬,她發表了《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國文週報》11卷14期),對魯迅小說的創作藝術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魯迅的兩本小說集《呐喊》和《彷徨》評價說:「兩本,僅僅的兩本但已經使他在將來中國文學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該文中將魯迅小說的藝術特點概括為三:「第一是用筆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簡潔峭拔……;第三是體裁的新穎獨到……。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謂『傳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嶺了」』。直到六十年代後期,蘇雪林寫作的《我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原因——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收入《文壇話舊》)一文也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她對魯迅的欽佩之情: 《阿Q正傳》可真把我們鬧瘋狂了,大家抱著讀這一篇,讀 後又互相批評。當時我們歡喜的只是文章裡的幽默與風趣,…… 我讀了周作人的評價,對《阿Q正傳》始獲得深一層的看法,更 覺得這篇小說的價值之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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