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袁昌英(2)

袁昌英(2)

　　三

　　袁昌英來到上海，在中國公學任教，講授莎士比亞。她的丈夫楊端六，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們家住在北四川路提籃橋，周鯁生、李四光、楊振聲、劉秉麟、湯操真等，是與他們夫婦來往密切的朋友。楊端六在朋友中聲望很高，在經濟學方面已是學術權威了。

　　武漢大學創辦後，袁昌英異常興奮，她帶著女兒先行來到武漢，成為第一批任教的教授。但在那時，卻有風言風語，說袁昌英是沾丈夫的光，為此，她十分生氣。其實，楊端六是一年之後才到武漢的。袁昌英認為婦女應當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領，在社會上自主自立，不依賴男人。

　　初到武漢，他們住在武昌曇華村南街。1932年，武漢大學在珞珈山的校址建成，便搬進山前一區教授住宅裡。此後，楊端六除擔任武漢大學經濟系教授，還擔當過法學院院長和教務長。1933年，袁昌英生下第二個孩子楊弘遠。這時，大女兒楊靜遠已經十歲，如今她回憶那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她說：「在珞珈山時，我母親在教學之餘，繼續從事研究和寫作，她的書房裡，除了沿兩面牆的書架上，擺著琳琅滿目的中外文學書籍外，還有一些卡片櫃，一屜屜的卡片，用工整的字跡抄著中外文資料。我母親性格開朗、豪爽、熱情，近乎天真，不世故，重感情，熱愛生活和朋友。我家常有朋友來，不論年老的、年輕的，都喜歡和她談，談的多是中外文學軼事。來往較密切的有陳源、淩叔華夫婦和蘇雪林先生。我母親是研究外國文學的，但她也熱愛我國古典文學，特別是詩、詞、賦，常獨自大聲吟誦，讀到愛國詩詞時，常常激動得聲淚俱下。我小學畢業後，她就注意在文學上培養我，親自輔導我學英語，教我讀《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她喜歡李白、白居易、李後主、李清照、蘇東坡、陶淵明，她的性格既熱情奔放，又恬淡豁達，我小學畢業後，她教我讀《長恨歌》、《琵琶行》、《桃花源記》、《赤壁賦》、《出師表》、《阿房宮賦》和《滕王閣序》等，要求我一遍遍背下來。我父親則教我讀四書，也是成本地背。他們對子女教育很嚴，我家孩子雖少，又生得遲，但並不嬌慣。他們教導我們愛國，要有民族氣節，要做誠實，正直的人，要實幹，不慕虛榮……」

　　據周鯁生的女兒周如松教授回憶說：「袁昌英先生那時任武漢大學英文系教授，兼授第二外國語——法文。當時，法文有兩個班，另班同學爭相到袁先生班上聽課。至今武漢大學老教師中，不乏曾從師袁先生學法語而得益匪淺的人。袁先生愛好讀書，解放前，薪俸收入的頗大部分用來買書，解放後，幾乎全部捐獻給武大圖書館。袁先生一生主要時間從事教育事業，特別關心婦女教育，抗戰勝利後，曾倡議創辦一所中國女子大學，未能實現、她曾任武漢大學女生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對辦好女生食堂，管理好女生宿舍清潔衛生，開展女生課餘文娛活動等等，無不躬親。記得『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袁先生領導女學生（我是一員），為馬占山將軍領導的抗日義勇軍奔走募捐，日夜趕制寒衣，深得男女同學的支持。」

　　四

　　還是在上海中國公學任教時，袁昌英就開始了業餘寫作。在那時，她是中國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戲劇的學者，她造詣很深，特別是對中外一些名劇作家的研究，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同時，她還喜歡把戲劇理論研究的成果和對人生、社會、家庭、婚姻等問題的見解，通過戲劇創作表現出來。她于1929年寫成《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這本戲劇集，包括三幕話劇《孔雀東南飛》以及《活詩人》、《究竟誰是掃帚星》、《前方戰士》、《結婚前的一吻》、《人之道》五個獨幕劇。另有未結集的《文壇幻舞》（1935年4月號《文藝月刊》）等。袁昌英在中國女作家群中，是從事戲劇創作較早的一位。

　　著名漢樂府民歌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千百年來在人民中間廣為流傳，這個美麗的悲劇，揭露了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制的罪惡，熱情地歌頌了劉蘭芝和焦仲卿忠貞的愛情和抗爭精神。袁昌英的劇本就取材於這首長詩。她根據自己對歷史、人生、社會、戲劇的理解，側重表現的卻是母愛與夫妻之愛之間的矛盾。她在劇集序言（一）中寫道：「母親辛辛苦苦親親熱熱地一手把兒子撫養成人，一旦被別個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裡總有點忿忿不平。年紀大了或是性情恬淡的人，把這種痛苦默然吞下了。假使遇著年紀還輕，性情劇烈而又不幸又是寡婦的，這仲卿與蘭芝的悲劇就不免發生了。」袁昌英就是基於這種動機，創作了這出劇。蘇雪林在《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一書中的第五十一章《袁昌英的孔雀東南飛》裡，評論說：「婆媳同居的結果，那個做媳婦的固然痛苦，做婆婆的又何嘗不痛苦，作者能看出焦母隱痛，用極深刻極細膩的筆法，分析她的心理，把她寫成悲劇的主人公，使我們同情都集中於她身上，這就是作者的獨到之見。」可見袁昌英的《孔雀東南飛》，是與眾不同的，但她把母愛與夫妻之愛的矛盾過分絕對化了，沒有把這一矛盾衝突的本質——社會的弊端捉到，這裡反映出袁先生早期研究及創作中存在的局限性的一面。但她的劇作往往被一種理念所支配，充滿了人道主義思想。袁昌英對於戲劇的藝術力量，是刻意追求的。她認為一篇戲劇內的人物、對話、情節、佈景、音樂等，雖然各個或許有各個的特點，然而共同的目標是，要產生一種驚人的調和和動人的意境和幻覺。因而她的劇本在當時是產生了影響的。

　　其他五個獨幕劇都是現代劇。《活詩人》描寫三個男青年追求一位美麗聰明的女郎，他們作詩比賽，誰第一誰就贏得姑娘的愛情，結果一個為拯救牲靈而忘卻作詩的青年，獲得第一。劇尾寫道：「詩人必有詩人的人格，詩人必有詩人的情感。沒有真摯的情感與高尚完美的人格，任他的詩寫得天花亂墜，也不能成為真正的詩人，活生生的詩人……」這裡，正表現出作者對於詩人、作家的思想、品德、創作之間的關係的一些見解，也是對當時文壇風氣的針砭。《究竟誰是掃帚星》和《人之道》，都是表現婚姻戀愛問題的。「五四」以後，青年男女衝破封建傳統，追求自由戀愛，這是一個新的解放。但某些個人主義者，打著個性解放的旗號，犧牲別人，見異思遷，這種人為袁昌英所痛惡，成為她鞭撻的對象。《究竟誰是掃帚星》裡的男主角宣稱：「我的行動有害於社會，或有益於社會，我都不管。」他明知對不住別人，但不顧一切地把自己當作掃帚星，不顧一切地撞去。《人之道》中，嚴肅地批判了負心拋棄妻兒的留洋學者。劇中梅英的道白，正是作者要說的話：「現在這種晃著西洋文化作護符的鬼男女，簡直是些野鬼餓獸……你看現在這班稱為新男女的罪惡！這種滅絕信義，不顧羞恥，欺善淩弱，自私自利的舉動，就是他們所謂人道，所謂人權，所謂新信仰，所謂新生活！」《結婚前的一吻》同樣是寫婚姻戀愛的，但故事截然不同，它以喜劇的形式，尖銳地諷刺了儘管是進步了的、但仍然沒有跳出封建束縛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極大誤會。婚前男女允許見面和通信，但只能見一面，因此一直到結婚的那天，男女雙方才搞明白，對象認錯了。《前方戰士》表現了一位信守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戰士，不受漢奸的威脅利誘，堅貞不屈的高尚品德。

　　在袁昌英翻譯的英國勃拉得霍士的《寂寥似的》獨幕劇的引言中，有一段話強調新進的文藝家應當「實地研究我國下層社會的悲苦或慰安的情形，來多創造維新戲劇，有生命的戲劇。因之可以影響及於改良社會，改良生活」。這便是袁昌英的文藝思想，她的創作也正說明了這一點。阿英評論袁昌英和陳衡哲時說：「她們的意識形態和新文藝運動初期（也可以說是1927年以前）的一般女性作家，有很不相同的所在……一般的女性作家，雖然和她們同樣的不為封建階級所有；但在一般女性作家所表現的資產階級的意識看來，卻潛藏了相當濃重的殘餘的封建意識，而陳衡哲和袁昌英所反映的創作中的意識形態，至少，在所有的女作家的前面，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現代中國女作家》）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