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政治評傳(39)

三九

　　6月9日，鄧小平在評論他所說的這場反革命暴亂時，對所發生的一切顯得異常的平靜。鄧小平說，這場風暴之所以肯定要發生，主要就是因為缺乏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鄧小平認為改革的措施和「四項基本原則」是正確的。但是以前沒有得到徹底的執行，沒有把它們作為基本的觀念教育人民，教育大學生，教育各級幹部和所有的共產黨員。鄧小平接著表揚了解放軍在平息暴亂中對共和國的忠誠和所做出的巨大犧牲。鄧說：「他們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利益……這個軍隊還是我們的老紅軍的傳統……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党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這是當時所有的報刊雜誌和新聞媒體中反復重複的一段話。在電視中看到鄧小平親自慰問參加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戒嚴部隊。

　　後來有跡象表明，對鄧具體參與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可能有一種更為複雜的解釋。在1989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時，談到了天安門事件，雖然他又一次強調了中國需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是鄧小平又說：「平息暴亂中儘量避免傷害人民，特別是學生，這是我們的方針。」接著他又特別批評了趙紫陽，他說：「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幾個月後，據報導鄧小平又進一步批評了趙紫陽，並且提出要在某種程度上給學生平反。據說鄧小平在會見西德前總理斯密特的談話中說：「不應該過多地指責學生——問題的根源在党的領導層中。」

　　【退休與歷史】

　　1989年6月初的事件，給中國共產黨帶來許多問題。政治上，需要恢復被破壞了的党的傳統；經濟上，必須繼續實行緊縮政策。國際上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不僅使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受到孤立，而更重要的是將會失掉自改革開放以來從外國獲得的資金與技術。因此需要制定一個調整政策，鄧小平毫不猶豫地支持了這一政策。

　　經濟和政治的調整，顯然是由共產黨所掌握和決定的。政治上的調整主要是加強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把1989年6月的事件向中國其它省份進行解釋，然後即以通常一貫的做法進行更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經濟上的調整，主要是緩慢經濟發展的速度，採取了比較保守的經濟政策，使中國較少地依賴外援。特別是在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會上通過了《優化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和深化改革的決議》。儘管國際舞臺上的政策不是由中國共產黨單獨制定的。但在1989年6月之後，中國通過改變經濟模式的調整，大大加速了經濟的發展。1989年前半年中國一直期望從發達的西方和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的國家進行貿易和得到投資，但是，中國不得已放棄了這種願望。部分原因是由於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發展變化；另外是由於北京中央政府的鼓勵。所以從1989年後半年起，中國與近鄰國家經濟關係的發展速度一直增長，在某些方面，香港和臺灣是最明顯的——這兩個地區在很短時間形成了高度的經濟一體化。在1990年以後，為中國的經濟和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幫助。毫無疑問，由於需要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加強共產黨的領導，鄧在1989年後半年成了官方傳播媒體更為重要的人物，頻繁地報導鄧會見訪問中國的客人。其中有11月份對北京進行非官方訪問的北朝鮮的金日成，據悉這次來訪主要就共產主義在世界的發展問題進行了討論。在三個月內出版了鄧小平的三本書——《鄧小平文選》（1938—1965）和兩本論文學和藝術的文集。9月份，發行了一個描寫鄧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廣西作為政治組織者的一部電影——《百色起義》。

　　11月份舉行的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會正式同意了鄧小平的退休，至少可說批准了鄧辭去最後一個正式職務。

　　1989年11月8日，中央委員會接受了鄧小平辭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請求。鄧對出席五中全會的人發表了離職講演。

　　據說他對自己的退休私下進行了慶祝。11月13日，他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接待最後一批官方的客人——日本工商業代表團時說：我借此機會正式告別我的政治生涯。這僅是一種偉大的姿態，因為就在那個月底鄧接見了非官方身份訪問中國的坦桑尼亞前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又一次成為各報紙的頭條新聞。

　　不管怎樣，作為至高無上領導人的鄧小平，從那時到後來是不可能退休的。迄今為止，人們還不清楚在八十年代共產黨在重大決策的過程中，中央的其他領導人是否認為需要有最後的仲裁人，還是出於他本人的意願。鄧作為至高無上的領導人，在一些重大事情的決策過程中或多或少起最終的仲裁人。從1987年鄧退出政治局後，他不再像過去那樣參加政治局會議了，但似乎是所有重要的政策性的文件和報告都要理所當然地送到他那裡獲得批准或徵求意見。解放軍調入北京甚至是北京軍區司令部的人事任命顯然仍需要經過鄧的親自批准。此外，正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就某些特別棘手的事情必須達成妥協時，另外一些領導人就會求助於鄧小平出面解決。

　　鄧小平這種非正式的超越了政治的、作為一個退了休的「至高無上的領導人」更有效地發揮他在1985年全國黨代會之後，退居二線以來所形成的激進的作用。在1992年，似乎鄧對進一步加速改革的步伐在起更決定性的作用。顯然1991年底鄧認為1989年保守思想的調整持續的時間太長了。由於共產黨的十四大定於1992年後半年召開，因此很有必要採取立即的行動，儘管很明顯當時88歲高齡的鄧小平身體欠佳，體力較弱，有時說話也不清楚，但是鄧開始了他對南方某些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對外經濟聯繫密切的地區進行了引人注目的巡視，這些地區主要是上海、武漢、珠海、深圳。這次南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確保了制定進一步的經濟政策和繼續加快改革的計劃，成為12月召開的共產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主旋律。有趣的是，當時鄧所巡視的南方許多地區的經濟發展如此之快和如此之穩定，因此，鄧對當地的領導在過去幾年中往往是在未經中央批准的情況下，並且是在一種政府和共產黨不能直接控制的經濟模式中所做的一切加以肯定和支持。顯然鄧小平南巡的報導，對中國的其他省份可能產生了更大的作用。

　　除了參加對重大問題的決策外，歷史工作是退休後的鄧小平所關心的主要的一件事。並且有文件表明，他也親自參與了這項工作，尤其是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雖然沒有他個人對歷史觀點的記錄，然而他的政治觀點卻是很現實的。以鄧小平的觀點來看，可能是為了對歷史的撥亂反正，又可以為現在和將來提供經驗教訓。鄧鼓勵要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編寫和出版中共黨史。鄧小平要麼是題詞或為書名題字；要麼是鼓勵更廣泛地徵集黨史、人物傳記、黨史文集、專題報告和回憶錄。例如，1987年5月14日鄧小平為《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據地畫冊》兩本書題寫書名，又在1991年6月為三本重要的書題了字：《陳毅傳》、《冀魯豫邊區革命史》和再版的四卷《毛澤東讀集》。

　　就像已經表明的那樣，鄧對歷史的關心決不是現在才產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和末期就已經成為他要求共產黨的領導要完成的主要任務之一。鄧小平對歷史的關心，在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講話和著作中同樣也能找到。有趣的是1989年11月8日正式退休後，鄧小平與寫他和劉伯承所創建的第二野戰軍史的歷史學家們共同參加了一個慶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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