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政治評傳(38)

三八

　　這次會議對領導幹部年輕化的問題，儘管有很大阻力，但也得到通過。其中包括象葉劍英這樣一些軍隊的高級將領也離開了領導崗位，他們被那些更年輕的受過更好教育和具有較強專業技術職稱的領導所代替。最突出的例子是當時新增補的三位政治局成員：李鵬、喬石和胡啟立，他們在當年的年齡都是60歲左右，李鵬在原蘇聯受到教育，是工程學院畢業生，在電力工業方面有豐富的理論經驗。喬石長期在鋼鐵工業部門工作，後來成為政府的國際關係方面的專家。胡啟立也是學工程的大學畢業生，對共青團工作有豐富的領導經驗，並參加了教育體制的改革。然而僅僅在道理上說服了那些資深的老幹部，就像在六十年代初一樣，共產黨的領導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從政治局日常工作中退居二線的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員資格的鄧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幹部；另一部分是擔負起黨和國家日常領導工作的党的總書記胡耀邦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等人。

　　【胡耀邦和趙紫陽】

　　1985年之後，共產黨的領導層圍繞改革中的兩種不同觀點開始向兩極分化了。一種觀點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政治上相對開放的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另一種是較少政治自由的、共產黨和政府繼續對經濟和社會進行絕對控制的、由市場政策進行調節的計劃經濟。前者更加自由的觀點強調的是經濟和政治的改革同時並舉；後者較保守的觀點強調的是緩慢漸進的經濟改革，極不情願進行政治改革。辯論的焦點是：引進價格體系改革的時間和性質問題，還有黨政分離的問題。

　　改革的開明觀點似乎是由趙紫陽和胡耀邦提出的，至少也是得到鄧小平支持的。在八十年代中到1986年底以前，他們似乎掌握著主動權，討論並起草了引進價格改革的計劃。1986年4月深化政治改革，特別是黨政分離的試點工作在進行，在這時候，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的關係仿佛出現了裂痕。

　　像毛澤東一樣，鄧小平經常提到他退休的可能性，可能他的真正打算是在八十年代分階段地退休。的確他至少在1980年8月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供大家討論。1986年8月初他告訴一位日本客人悅：大家不讓他退休。在9月初，一家更自由的報紙刊登了一篇督促鄧小平退休的文章，該文說基於兩點原因鄧應退休：一是有助於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二是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民主的制度；這篇文章和一些提倡政治改革的文章引導人們提出了更加廣泛的民主要求，使鄧小平極為關注。在9月下旬召開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看不出鄧小平有退休的可能性。

　　1986年底爆發了學生的示威遊行，要求得到更大的民主，這次學潮提供了要求胡耀邦提前在1987年1月下臺的藉口。鄧小平提出，胡是由於政治原因而非個人原因離職的，並提出保留胡一定的領導職務，胡雖然不是黨的十三大政治局常委了，但他仍然是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主任，一直到他1989年4月去世。

　　隨著胡耀邦的離職，趙紫陽立即被任命為黨的代理總書記，萬里成為代總理，這是八十年代以來鄧小平第三次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然而在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召開時，在鄧的影響下，黨內的政治氣氛似乎又傾向於改革的觀點，這部分原因是由於鄧的干涉：因幾個月來鄧目睹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對改革產生的消極影響，決定重新發起政治改革運動。十三大召開前的5月份，作為黨的學習文件，重新發表了鄧小平在1980年關於党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這預示著即將召開的十三大將以此為指導思想。在十三大上，趙紫陽在報告中陳述了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發展生產力是黨的首要任務，而沒有直接提及那些有關社會主義的模式和社會主義概念化的東西。

　　在選舉中央委員會的過程中，人們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選擇，一些黨代表們對那些反對政治改革的人投了否決票。鄧小平正式退出了政治局，陳雲和彭真也退出了政治局。另外十三大的新領導班子似乎正式地把鄧小平認作至高無上的領導。

　　1987年底和1988年初，趙紫陽準備進一步推進經濟改革，特別是價格體系的改革，因引進的市場機制與計劃經濟制度的並存，使經濟陷入了困境，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兩種結構中價格體系的差異。為了確定價格體系，趙紫陽尋求引進完整的市場機制，然而趙紫陽的反對者們指出這樣做在政治上是有危險的，它不僅削弱了黨對經濟的控制能力，而且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會在廣大群眾中產生消極影響。

　　雖然在1988年上半年進行了價格改革的試驗，但是在同年7月底，共產黨的決策者們無限期推遲了這種具有積極意義的嘗試。當時党的領導們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中國陷入了通貨膨脹的危機，價格飛漲，商品積壓，向銀行擠提存款。此後更加自由的改革被較保守的經濟政策所取代，大量地削減了信貸和基建投資。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首先是由於通貨膨脹和隨之帶來的經濟緊縮；接著是遊行示威的大學生們的民主激情受到挫傷，這兩件事導致了爆炸性局勢的產生。此外，共產黨領導層內分歧意見的存在，所有這些在1989年都給政權帶來了嚴重的危機。危機開始產生于4月份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遊行，5月底危機發展到最高潮。鄧在回憶中說：這場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對中國和共產黨的歷史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從傳統上講，天安門是中國兩種文化——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文化和人民大眾文化的彙集點。尋求正義和要求申冤的中國人經常來到位於紫禁城入口處的天安門向皇帝請願。1919年5月4日，民族主義者在這裡舉行了遊行，最終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發生。五四運動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產生了作用。

　　1949年毛澤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他一起登上城樓的還有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包括從南方軍事行動中專程趕來的鄧小平。在大躍進期間，天安門前的廣場加寬了，在廣場兩側分別建起了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親自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了數百萬紅衛兵。1976年，周恩來去世時，為了紀念周恩來和反對「四人幫」，舉行遊行的那些人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這次天安門「反革命事件」成為迫使鄧小平1976年4月下臺的藉口。1989年4月，大學生們為了紀念4月15日去世的胡耀邦（他是大學生心目中在1986年底所進行的民主運動的英雄），又一次雲集天安門廣場進行了示威遊行。後來，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對這些遊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說這些遊行是妄圖使全國陷入混亂的一個陰謀。

　　顯然，鄧認為這次遊行是罪惡陰謀的表現——敵對勢力正在幕後控制著學生。

　　4月27日，作為對《人民日報》這篇社論的反響，在天安門廣場導致了反政府遊行。

　　在戈爾巴喬夫5月11日到達北京的這一天，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在外界看來北京所舉行的中蘇最高級會談，沒有引起新聞媒體的太大注意，人們卻把注意力集中在天安門廣場。

　　5月20日，開始實施戒嚴。

　　鄧小平在戒嚴後所發生的事情中的作用，直到現在也不太清楚。戒嚴的實施遇到了極大困難。奉命進京的部隊要麼被圍困，要麼被說服到別的地方去，要麼互相處於僵持局面。在有些地方局面亂成一團。因此做出了調入大量的荷槍實彈的軍隊進城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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