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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第四章 擔任党的領導工作(1952—1960)〗

  隨著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鞏固,由各大區統治的局面趨於結束,鄧小平和其他大區的高級領導人一起調回北京參與國家的政治領導。他被任命的第一個職務是政府的副總理(當時稱政務院副總理)。這一職務使他和周恩來在工作中又一次密切合作。不久,由於他同毛澤東在政治上的密切關係,先是任命他負責處理党的高層領導內因宗派而造成的不良後果,然後又讓他負責處理共產黨中央的日常工作。1954年初,他又一次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秘書長。在1955年他被選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在1956年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個比原來高得多的領導職位)。當1960年底停止「大躍進」時,中共中央和毛賦予他和劉少奇為將來主持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任。

  這段時期內,鄧的政治生涯往往從兩方面中的一個方面來描述。一種看法是認為他是親毛派中的一名老資格的成員,毛澤東把他帶入領導班子,主要是由於鄧小平的很強的組織能力,在特殊情況下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另一種看法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那種受到「紅衛兵」極力擁護的觀點(但不完全是由於那個原因而被懷疑),這種觀點認為鄧特別是在1956年「八大」期間和之後,就中國未來的設想方面與毛的衝突越來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觀點並不完全矛盾。當毛在1956年9月提出讓鄧擔任中共總書記時,曾經表揚過鄧「處理問題的公正、可靠和富有遠見。」根據毛所說:他跟我一樣,雖然有缺點,但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的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他是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又說,他說他不行,我看行。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厲。毛提名鄧擔任黨內高級職務這一點表明自三十年代初以來——從江西到太行山區、到挺進大別山、再到淮海戰役和渡江大戰—兩人良好的工作關係,由此表明毛能夠依靠鄧來作他親密的助手。

  毛是領袖,鄧是部下,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制定政策方面鄧和他的同事們和毛的觀點並不總是一致的。鄧一直是以準確直率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意見而著稱,特別在黨的團結或黨的紀律的準則遭到破壞的關鍵時刻,他總是極力陳述自己的觀點以圖說服別人。當時鄧和其他領導人都認為黨內不僅可以有不同意見,甚至還歡迎有不同意見,這樣做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中共的「八大」會議上,代表們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選擇展開了暢所欲言、開誠佈公的討論。大家都希望用民主協商的辦法處理問題,而不是用鬥爭的辦法。另外,鄧小平和陳雲也早已學會了在什麼時候,該以什麼方式向毛主席提意見,在什麼情況下保持沉默或以缺席的方法進行回避。

  【領導層的衝突】

  作為國家政策變化的一部分,劉伯承和鄧小平離開西南調回北京,這意味著地區性政府的結束。總的來說,地方主義不算是問題,設置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僅僅是一種暫時的措施。任命六大行政區領導人主要是因為(以劉鄧的情況為例)在與國民黨內戰結束時,他們在中共軍隊中擔任領導職務。如果他們正好是在他們的家鄉任職,鄧和劉的情況正好是這樣,正是這種令人滿意的巧合使他倆備受當地老百姓的歡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能講當地的語言。1952年,當中共進一步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時,沒有碰到明顯的阻力。劉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陸軍軍校的校長(當時他60歲),鄧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後來在1954年制定的憲法中被稱為國務院),並臨時兼任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和財政部長。

  然而,新政體首次發生的較大危機具有一定的地區性。鄧到北京還不到一年,就發現自己處於危機的中心。這次危機的消除在鄧的生活中產生了重要作用。當時東北和華東地區的領導——高崗和饒漱石——開始被解除領導職務(1954年早期),1955年被開除黨籍。鄧在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僅突出了他是毛澤東的重要助手,而且顯示了他團結各個部門並對其進行領導的才能。

  鄧到北京的最初的任務是參加國家憲法起草的準備工作。這個憲法最終是在1954年頒佈的。他的具體工作範圍似乎是主持選舉委員會的工作。然而,在1954年6月,他還沒有把第一次國家選舉的最終報告呈遞上去時,由於高崗和饒漱石事件的干擾和其它的一些事情,迫使他兼任了財政部部長(從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

  在鄧的生涯中,這突如其來的轉折——他以前沒有專門從事過經濟財政工作,以後也不會再有——不僅是由於他和毛的關係影響,還有他和周恩來的關係及財政部那些高級官員對他的滿意的影響下促成的。儘管1953年高和饒都是地方領導,他們也擔任國家職務:高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是中共組織部長。兩人都支持中央實行集權制。這次衝突的真正原因是由高崗的野心引起的:高想代替領導集團中的劉少奇(中共副主席)和周恩來,特別是想代替作為毛的副手和將來接班人的劉少奇。

  在高崗看來,毛對他是賞識和支持的,所以他有恃無恐地展開了攻擊劉和周的活動。他鑒於和蘇聯的關係很好,就攻擊劉和周是反蘇的。他在中共和蘇共關係史上搞了兩面派。他攻擊劉少奇職位高的理由,迎合了中共領導內最明顯的錯誤路線。他的理由就是:給中國共產黨贏得勝利的是紅軍而不是劉少奇領導的城市地下黨。他試圖以此吸引先前的農村革命者和遊擊隊參與到他的陰謀集團中來。高自己曾是西安軍校畢業生,鄧1927年曾分配在該校任職,後來高崗在長征終點的陝北建立了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

  高的觀點得到林彪等人的支持。但是高在鄧小平和陳雲面前卻栽了大跟頭。據鄧在1980年說,當時鄧在高崗遊說並與他多次討論這個問題後,意識到有必要為劉少奇辯護,感到高的行為完全是搞地方主義,他終於——泰維斯提出當時拖延了可能有兩月之久——將此事告訴了毛澤東。陳雲已經單獨地這樣幹了。這件事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公開提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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