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鄧小平政治評傳 | 上頁 下頁


  這次黨代表大會同意開展一次黨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主要是針對那些變革派人士。毛設法通過提前整風的日程,通過論證這次運動應該根據他的發動群眾的思想而不是以比較正統的方式來加速經濟發展的步伐。他想實現他所說的「擴大的民主」,那就是誰都可以對共產黨的幹部進行直言不諱的和公開的批評,不論他們的職位有多高,用毛的話說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毛的觀點來看,這樣做將會對共產黨有好處,將會把共產黨和那些潛在的知識分子的批評家更緊密地團結起來。毛認為當時共產黨已經打下了很好的社會基礎,因此在共產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受到批評,黨的統治是不會受到威脅的。在黨內儘管遭到許多反對,但在1957年5月還是發起了一場被稱之為「雙百運動」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是一次災難,因為幾乎所有的方面都對共產黨進行了公開的譴責,這次運動很快就結束了,緊接著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更為正統的整風運動,這次運動的目的是從嚴懲處那些直言不諱大膽提意見的人。

  1949年到1956年期間,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謎,為什麼中共領導層中的其他人允許毛為所欲為,對他們的經驗和意見橫加指責。正是他們這種對毛的縱容導致了他們自己的毀滅。儘管毛對於普通人來講似乎就像上帝一樣,但對於共產黨領導層中的其他人來說,他僅僅是一個同事,而且是一個很難相處的同事。在1949年之前的鬥爭歲月中,他們曾是一個來自五湖四海,在一起並肩戰鬥的集體領導班子。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早期,毛所提出的戰略戰術的觀點屢次都被證明是正確的,而當時大多數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所提出的戰略戰術都被證明是錯誤的。因此就導致了他總是高人一等,他過去一貫正確的聲望和堅持領導班子的團結使他贏得了許多對他持懷疑態度的同事們的信任,這些人在當時和後來成了他忠實的支持者。

  1957年底,毛又一次試圖把他的發展設計付諸於實踐。在幾個省一級領導人的幫助下,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興修水利的群眾運動。有四分之一多的農民參加了這場運動。至少在統計的數字上來看,成果是很大的,水利方面的大躍進很快演變成為全面的經濟大躍進。毛認為中國應該依靠勞動力代替資本投資,在15年之內實現工業化。新的大規模的農村生產單位——人民公社——兩個月之內在全國各地紛紛建立起來了,到處都在開展大煉鋼鐵,甚至有人聲稱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社會——馬上就要實現了。在所有這些左道邪說中,隨著中蘇兩黨關係的惡化,這當然是最使蘇共感到惱火的,因為蘇聯作為第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它認為必須應該在蘇聯首先建立共產主義。

  到了1959年,黨內一些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一切並不是那麼順利。然而,當以彭德懷(當時的國防部長)為首的人對毛的一些作法和設想提出反對意見時,毛把他們都批成了反黨分子。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大躍進又延續了一年。但到了1960年底,經濟狀況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中共不得不停止了「大躍進」,毛從政府日常工作中退了出來,把政府的日常工作留給了副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和鄧處理。同時,中蘇關係的破裂使中國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的地位。然而,在60年代的前半段時期中,在陳雲的漸進主義戰略和一個比較團結的中央領導班子的指引下,中國開始了卓有成效地解決「大躍進」造成的各種問題。

  然而,毛仍然沒有放棄他的設想,而且整個60年代初期,他對「修正主義」的危險變得越來越擔心了。中國的情況正處於放棄對革命事業追求的危險境地中,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可能走向資本主義。甚至有可能如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說的那樣,他越來越多地感到他已經被擠出政權之外。依照毛的觀點,決定中國發展的應該是政治而不是經濟。這實際上就是概括了毛在1966年發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毛的鬥爭目標是共產黨本身,通過一系列逐步的升級最後把鬥爭矛頭一直指向諸如劉少奇和鄧小平這樣的党的高級幹部,他們都被打倒了。毛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最初求得黨內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後來又求得了政治化了的學生組織紅衛兵的支持和當時國防部長林彪領導下的解放軍的支持。尤其是紅衛兵,受到鼓勵去推倒所有的各級政權,攻擊他們的老師和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那時的知識分子被作為反動的學術權威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鬥爭十分狂熱,大獲全勝。幾乎所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幹部都被「揪出來」受到批鬥,學校和教育機構都關了門,比較幸運的是那些沒有被囚禁、沒有被殺害、或沒有被逼迫自殺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下放到生產第一線去,在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當中對他們的錯誤路線進行反省檢討。鄧也遭到了這樣的命運,他1966年被撤職,1969年被下放。

  「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導致了全國的一片混亂,正常的秩序不得不由解放軍來維護,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後來的發展中,在政治上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70年代初,由於解放軍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逐步加劇了黨內的衝突,這個衝突最終是由於林彪和其他幾位軍官在蒙古上空的飛機失事遇難後才得以解決。

  據說他們曾策劃了一次反對毛的軍事政變,這個陰謀敗露後他們本來是要逃往蘇聯的。林彪的死卻為「文化大革命」的進程進行反思提供了一個機會。尤其明顯的問題是缺乏管理國家的高級行政人才。1966—1968年期間黨委和政府已被改組;解放軍也正逐漸地返回兵營。比較穩健的領導人周恩來,不顧中共激進派的反對,設法使「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重新恢復了職務。1973年,這些重新複出的領導幹部中最主要的一個人,就是鄧小平。

  在毛生命的最後幾年中,激烈的黨內鬥爭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一方面,激進派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想保持住那些被他們認作是「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東西,這是他們獲得政治權力的資本。另一方面,一些人,主要是周恩來和鄧,他們強調把經濟現代化作為實現中共政治目標的先決條件。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後,對鄧的批判達到了一個高潮,4月,為紀念周恩來和反對激進派所舉行的群眾性的示威活動,為激進派又一次打倒鄧提供了一個藉口。華國鋒接替周成為總理,毛去世後,華國鋒又接替毛成為中共中央主席;華發動了一次反對中共領導層中極端激進分子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的行動。這次行動為鄧重新複職、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的平反鋪平了道路,同時也是經濟現代化得以展開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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