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鄧小平政治評傳 | 上頁 下頁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兩黨曾試圖避免發生對抗。但這些努力很快就失敗了。在隨後的內戰中,中共的成功,不僅因為他們在抗日戰爭期間發展形成了一個穩固的根據地,贏得了極好的聲譽和廣大民眾的信賴,而且還由於國民黨的許多弱點:軍隊士氣的日益低落,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越來越嚴重的腐敗現象。1948年底,中共軍隊奪取了兩次決定性的勝利:一次是在東北,這次勝利對華北的國民黨統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脅,並導致了北京國民黨守軍的投降。另一次勝利——即淮海戰役,鄧小平在其中發揮了主要作用,這次戰役使共產黨控制了長江以北的華東和華中地區。到1949年4月,中共的勝利已成定局。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俯視著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鄧小平作為中共領導集團中的一員,當時就站在毛的身邊。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共終於奪取了國家政權,但同時也面臨著許多問題。最緊迫的是恢復全國統一,控制通貨膨脹,確保中共的政治統治,特別是在那些還沒有完全解放的地區。當共產黨軍隊奪取了整個中國的控制權時,中共為了解決當時的一些緊迫問題,所採取的措施是組建了軍政委員會——這個機構不僅在所轄地區實施臨時性的軍事管理,而且其組成人員大部分和鄧一樣都是在軍隊工作了很長時間的中共幹部。解放軍的六大軍區分別控制著中國的一個地區,同時,建立了六個軍政委員會,鄧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地區在1949年以前共產黨力量較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期,中共更關心的是鞏固它的地位而不是進行各種徹底的變革,雖然中共一直不懈地追求著它的革命目標,但從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大小來看,中共的觀點仍屬￿一種漸進主義。在農村雖然實行了土地改革,但在城市仍極力主張資本主義企業可以繼續生產經營。在愛國主義的呼籲下,鼓勵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合作。中共的主要目標是恢復經濟的穩定和擴大黨的隊伍。總的來說這些目標都成功地實現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就和蘇聯結成了聯盟,其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1949年前中共和共產國際之間不融洽的歷史關係。為了像東歐各國那樣創造出一個斯大林主義國家的模式,蘇聯向中國提供援助和建議,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結構及所採取的政策,都是依蘇聯設計的,到了1954年中國共產黨已經鞏固了它的統治,新的經濟與政治結構基本到了位。中國的經濟,尤其是它的基礎結構,都由五年計劃來決定;制定出了一套新憲法和新的政府制度。

  然而,蘇聯的發展模式,由於思想意識、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和中共的領導人。蘇聯的發展模式是高度集中的、高度強調重工業的發展,強調的是城市而不是農村的需要。中共的領導人不是那種城市的持有專家治國論的精英人物;到了50年代中期,這種計劃經濟開始導致全國範圍的各種物資的短缺和生產的停滯不前。此外,蘇聯的模式產生了一種不平衡的發展戰略,擴大了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斯大林死後,也許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共越來越不願意承認蘇聯的經驗和領導方式的優越性。所以到了1955年,使蘇聯顧問感到極為不滿的是中共開始尋求另一條可供選擇的「中國式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中蘇關係的破裂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然而當時要補救已為時太晚了。

  在50年代中期黨內在討論應用什麼樣的模式來代替蘇聯模式的過程中,人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關於經濟發展的觀點。這些在黨內討論的基礎上形成的觀點一直延續到1976年毛去世。一種觀點是毛澤東的觀點,他越來越多地認為經濟發展應該依靠發動群眾和群眾的積極性在各條戰線上儘快地進行。另一種比較漸進的觀點是由陳雲提的——陳雲從1949年一直到80年代一直從事計劃經濟的工作,也是1978年改革規劃的一個主要設計師——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慢一點,應建立在一個合理的經濟原則基礎上,以發展農業為先導。同時,毛用來論證他的觀點並最終按他自己的觀點來行事,所採取的那些措施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大約1955年中開始,毛的個性逐漸地支配了中國的政治生活。

  在決策過程中毛的權力和中心地位的影響在1955年集體化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起初,包括毛的中央領導層,都特別小心謹慎,步子邁得很慢。到了4月下旬,毛不僅改變了主意,實行比原來快得多的集體化方案,而且開始濫用權勢。只有一個人,鄧子恢,敢於對他的觀點表示異議,毛盛怒之下對鄧子恢進行了批評,並鼓勵省一級的領導人在1955年結束之前完成集體化方案的第一階段,這樣一來要比原來黨中央計劃的政策提前了好長時間。不久,毛又提出第一個五年計劃能夠在四年內完成,提前了一年時間,共產黨應該在制定未來的計劃中膽子再大一點。然而,在1956年的1至3月份,毛過熱的經濟結果清楚地表明所採用的他的經濟戰略被放棄了。當幾年之後評論這些往事時,毛對那些當年作出此項決定的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鄧在1952年已從西南調回來任副總理,到那時他已經成為中共中央政局委員、中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共產黨選出了一個新的領導班子,鄧被選為總書記,而不是他在八大之前所擔任過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那個職務。這次大會,很可能經過了毛的同意,重新確定了集體領導的原則。作為中共明確指導原則的毛澤東思想被正式從黨章中取消了,陳雲的經濟發展思想成為1958年開始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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