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政治評傳(2)

二

　　事實上，鄧在他的講話和著作中也反復強調具體時間、具體情況要具體對待。鄧有句蜚聲中外的比喻：「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儘管這句話直截了當，簡明易懂，但是人們對它更深層的含義並不太清楚，某些人還認為這種話是鄧的實用主義的具體體現，甚至在中國有人把這句話還作為課題研究。然而當資深的党的領導人薄一波問鄧對「黃貓黑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1962年）的情況說的。後來一些評論家說鄧從來就沒有什麼原則和政治見解。照此推論，鄧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個「遵章守紀勤奮的職員」，他把自己的責任只看作是為黨和党的領導服務並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鄧對如何進行中國的現代化，和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共產黨應起什麼作用，肯定有一種獨到的見解，正因為如此，使他黨內的對手有了罷免他職務的機會和藉口。鄧對社會主義發展的認識起源于30年代初在江西他和毛第一次共事的那些日子裡。後來就是在延安制定和執行的那些政策，抗日戰爭期間，鄧結合具體情況成功地把延安經驗應用于他所領導的太行區時，他對社會主義發展的認識得到了首次全面的具體體現。

　　30年代在江西，毛從中國的最低層展開了一場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那時的毛對革命事業既不是教條的墨守成規，也不是急於求成，他知道改造中國需要時間，這場革命的每一階段所需要的是民眾的參與和支持，同樣也需要一個合理而又堅固的經濟基礎。比如在土改過程中並不是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剝奪了，土改的目標僅僅是剝奪那些大富翁的土地，然而在當時甚至這些大富翁也允許從土改中獲得某種好處。絕大多數人，其中包括那些相對來說相當富有的中農，絕對不會感到共產黨運動的威脅。以這種方式毛和後來的鄧都希望既可最大限度地獲得民眾的支持又可極大地提高經濟的增長。這些能夠導致緩慢而又穩定發展的原則正是毛後來在四十年代開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共產黨在戰爭條件下接管全國政權的政策雛形。實際上這些原則在1949年之後的一段時期也還行得通，直到毛的個人權威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達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時才結束。

　　總之，鄧是一個注重實效的人而並非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在他整個政治生涯中他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為確保共產黨奪取政權和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一直在不懈地奮鬥。在鄧小平看來，共產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力量，而且也是解決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問題的最明智的辦法。現在所需要的是一個統一的中國，強有力的領導和人民的力量，鄧認為，所有這一切只有依靠共產黨才能獲得，這種觀點雖然不一定對，然而這正是鄧小平的觀點。

　　中國寫人物傳記的傳統方式不同於在西方已經通用的那種方式，其目的不是進行有分寸的客觀評估而是在進行大量說教，由此寫成的人物傳記往往是偶像化的傳記，並且缺乏屬西方傳記精華的那種科學的分析方法。趣聞軼事、甚至還有馬路新聞傳統上講一直是中國傳記的主題。西方的傳記是靠個人的回憶錄，靠採訪親戚、朋友和有關人士；靠個人或公開的文件寫成的。一般通用的辦法是等到被寫的人物死後再寫。

　　正如本書的文獻書目顯示的那樣，80年代後半期和90年代在中國出版的資料和文件為傳記的寫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出版了大量有關鄧小平個人的回憶錄（儘管這些回憶錄並不完全可信），甚至還能對有關的人進行採訪，儘管不可能採訪鄧小平本人。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1993年8月也出版了《我的父親鄧小平》的上卷。實際上在鄧小平1989年退休之後，出版有關鄧小平書籍的工作已經全面展開，熟悉西方政治家的那些人往往把這種情況聯想為一場奪取政治權力的運動，而不是鄧的退休。然而正如派伊等人所說的那樣，這種解釋是對文化差異的一種誤解：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真正的權力往往處於幕後，而位置顯赫的權力往往有名無實。

　　從實際的和學術的高度來看，這是一部政治傳記。儘管在中國國內和國外開展了對鄧的研究，然而目前能夠獲得有關鄧個人情況的材料還很少。特別是缺乏有關主人翁政治經歷和歷史背景的資料，這是撰寫政治評傳的一大障礙。比如：

　　很難搞清楚鄧在參與某項政治活動或某一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他究竟起了什麼樣的作用。這種情況在改革時代成了更突出的問題，因為這時中國國內有一種一切功勞都應歸功於鄧小平的傾向。據認為，人們曾試圖弄清鄧到底親自參與了哪些事情並在這些事情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但如果沒有充足的資料就無法作出合理的推論。關於鄧個性方面的資料，由文件和新聞報導提供的極其有限，所提供的都是鄧的政治活動和鄧的講話，關於他的情感和態度方面幾乎沒有。因此，鄧個性的大部分資料只能從公開報導的他的那些活動中推斷。甚至鄧的女兒在她的書中也說鄧本人曾明確地表示不同意寫他的傳記……不管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因此他女兒的這本書無疑成了目前獲得關於鄧小平個人軼事的一個重要來源。

　　然而，本書也是一本政治傳記，因為人們對鄧的生活感興趣，是由於他的生活能揭示中國的政治特別是中共內部政治的發展變化。儘管鄧到了40年代才成為中共領導層的一名主要人物，但他卻參加了共產黨初建時期的活動。1949年以後他的生活經歷實際上也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縮影。此外，鄧小平在政治命運上戲劇性的大起大落不僅需要解釋，而且顯而易見對中國的政治進程具有更普遍的啟示。幾乎沒有一個政治制度——尤其是共產黨統治的政治制度——會允許在三個不同時期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不僅能夠倖存下來，而且還能夠連續地重新掌權，最終竟會成為「至高無上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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