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69)_伊文思

六九

　　〖第十五章　可敬的老人〗

　　1989-1983年

　　毛澤東指定的三個接班人，劉少奇、林彪和華國鋒，有的去世了，有的下臺了。鄧小平所選定的第一個接班人胡耀邦，結果也是這樣，現在輪到趙紫陽。6月底，李鵬呈交中央委員會一份關於趙紫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時期所犯錯誤的報告書，大體上是說，趙沒有堅持好四項基本原剛和沒有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他對動亂的發生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組織角度上講，趙紫陽的命運與鄧小平在1968年和1976年所遭遇的命運一樣，他丟掉了中央委員的職務，以及以中央委員身份出任的一切黨內職務，只是在他的名字之後加上「同志」二字，允許他保留黨籍。從此以後，他完全銷聲匿跡了。時不時地他也打一兩次高爾夫球，這說明他還不是犯人。1992年傳聞，說他有複職的可能，但在秋末，中央委員會公佈不改變對他的處理，這一謠言不攻自破。

　　除趙紫陽本人失去了政治局和國家的職務之外，還對其他幾個中央委員作了降職處理，胡啟立失去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職務。常委名單中增加了三名新常委：江澤民、宋平和李瑞環。江澤民擔任總書記。

　　江澤民是一位未在預料中的人選。像李鵬一樣，他原也是一位技術工程師，在60－70年代擔任許多技術部門的工作。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喜歡大笑。江在上海長大，興致來時，也會唱唱英語歌，喜歡40年代美國電影。年輕時，為了逃避國民黨軍警搜查共產主義分子，他曾藏在校長汽車的行李箱裡逃出了校園。江既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敵人，也是一個經濟發展的熱心人。

　　李瑞環是一位年輕活躍的人。1958年他曾以八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人民大會堂的修建工程而獲得「青年魯班」的美名。他擔任過天津市市長，是一位極富想像力的、能幹的市長，他好像是一團火，談話從不死板。他鼓勵海外對天津投資，這點是眾所周知的。他的提升也與江澤民一樣，代表鄧小平希望持續進行改革。

　　中央委員會會議兩個月後，鄧小平未接受其他同志的勸阻，準備辭去中央軍委主席之職。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鄧小平離開工作並非是完全放棄政治。鄧小平很明白地聲明，即使他完全退下來，也還要繼續為黨和國家工作。他十分清楚，對於一個一黨制的國家，領導人離開辦公室之後的命運有兩種可能：一是成為元老領導人，一是失勢。作為一位具有七十年政治生涯的領導人，即使完全退休，黨和國家也還會向他請教問題的。

　　在辭職信中，鄧小平說他的身體仍舊很好。應該說，沒有任何理由懷疑這一事實。但是，看上去忽然間鄧顯得老了許多。就身體狀況來說，他選擇這個時候退休是正確的。退休後他是如何打發時間的呢？大部分時間他是和孩子們在一起。他的孩子們大多也是中年人，他似乎與小女兒鄧榕關係最親近。1992年10月在十四次黨代會上扶著他走進會場的就是她。鄧繼續打橋牌，還是與他的老牌友一起，包括萬里和楊尚昆。他偶爾也接見外國來訪者。1989年秋，他會見了基辛格和朝鮮的金日成。

　　鄧小平仍舊關心國際事務。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共產主義制度在1989－1990年的崩潰，堅定了他的看法：中國應該振作起來反對西方企圖推翻世界社會主義的聯合運動。鄧小平看到了國際變化對中國的影響，1990年初，他和黨的中央告誡人們說：每個人都應該清楚，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敵人的所有矛頭將會對向中國。他們會利用各種藉口製造麻煩，增加我們的困難和對我們的壓力。不管怎樣，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再穩定。

　　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以後的三至五年將是相當困難的，但也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我們垮下了，中國的歷史將會倒退幾十年甚至一百年（根據原文譯出。/譯注）。鄧小平和党的新領導人就是以這種態度來看待西方國家「六·四」事件以後對中國進行的制裁。

　　鄧小平相信，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已制定了在整個共產主義世界中實行「和平演變」的策略。鄧小平主張中國在外交上採取謹慎的態度。他提出要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國際上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做好自已的事，實現奮鬥目標，而不搞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

　　鄧小平的觀點受到重視。由於執行了鄧小平的思想，其結果，中國逐漸取得了優勢。西方的經濟制裁宣告失敗，西方的部長們又開始對中國進行訪問。1992年，楊尚昆在北京接待了笑容滿面的葉利欽。耐心與謹慎果然使中國獲得了成功。在一些事件的幫助下，特別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得西方國家必須在聯合國爭取中國的支持。於是，中國又恢復了他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

　　鄧小平在經濟改革上也取得了勝利。這要歸功於他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的那篇講話，以及他提升了江澤民。因此，「六·四」之後，在繼續貫徹80年代的政策上沒有嚴重的障礙。農業上仍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計劃經濟的範圍並夫擴大；對國外投資者的獎勵政策沒有改變。而且，鄧小平還要擴大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步伐。

　　由於鄧小平不再在黨的會議上作報告，也很少接見外國訪問者，所以要瞭解他的思想發展是不太容易的。不過，在1990年初至1991年底，他經常與党的高級領導人談論改革之事。有一點很清楚的是，很多人對他的觀點漠不關心或表示反對，1991年春，上海一家報紙發表了一篇闡述他的觀點的文章，而一些全國性的報紙甚至不曾提到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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