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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1988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們所談論的話題了。在黨和政府秘密會議上以及一般社會大眾所經常談到的話題是通貨膨脹。原料和消費品的價格仍在繼續上漲。3月,國務院代總理李鵬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報告中承認這個問題十分嚴重。他說,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物價上漲過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響,部分城市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他指出,要繼續堅持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同時也提到增加供給,抑制需求。他宣佈對重要生產資料實行最高限價。但他沒有宣佈當時通脹率是多少,不過,大家都很清楚,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脹率已經超過了20%。

  物價改革的結果,使得物價猛漲,人們紛紛搶購物品,以免價格上漲得太快,供應商則囤積商品,等放開價格後再賣高價。老百姓要買,供應商不賣,越是如此,情況越緊張。到1988年夏未,恐慌的採購成了上海和許多大城市生活的一個內容,銀行開始出現擠兌存款的現象。

  黨和政府採取了兩個步驟來解決出現的問題。8月,政治局決定,雖然價格繼續實行放開,但政府財政和金融必須緊縮。9月,中央委員會將價格改革暫時冷卻下來,而把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作為1989年至1990年的主要工作。鄧小平在這些進程中起什麼樣的作用,至今還不十分清楚。

  1989年,發生在中國大城市的一場運動震撼著國內外。4月15日,一件預想不到的事發生了。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突發心臟病,一周後去世。他的去世,給人們製造了發洩自我情緒的機會,於是一場運動突然發生了。

  4月15日晚,北京大學內學生們開始紮花園,校園的牆上或樹上貼上了大字報。第二天晚上其他大學也被發動起來。4月17日,星期一,幾百名學生離開校園走向天安門廣場,將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腳下。

  胡耀邦的葬禮在去世一周後舉行。4月22日,大多數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在內,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葬禮,趙紫陽致悼詞,悼詞中高度地讚揚了胡耀邦的功績,未提及他的任何缺點、錯誤以及導致他下臺的原因。在大會堂外,聚集了近十萬名學生,坐著或站著,每當參加葬禮的官員出現或離開的時候,他們就呼口號,不過其餘時間則很安靜。這些學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著整齊的隊伍抵達廣場的。他們從治喪辦公室得到一份保證:只要他們在追悼大會進行期間留在廣場內,就不會對他們採取任何行動,他們未獲准進入人民大會堂瞻仰胡的遺容。

  鄧小平可能花了好幾天時間思考這次學生運動。4月25日,他表明了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便成了官方對學生運動態度的基礎。當天晚上,李鵬、楊尚昆拜訪了鄧小平,並報告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會議的精神。這次會議是在秘密的氣氛下召開的,趙紫陽當時不在北京,正在對朝鮮進行訪問,因此會議由李鵬主持。聽了李鵬的彙報後,鄧小平說他同意會議的決定,並繼續說出自己的看法:「這次運動不是一般的學生鬧事,這是企圖製造混亂,以此否定党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社論中引用了一些鄧小平的原話,並反復強調,如果允許一小撮人繼續利用廣大群眾對胡耀邦逝世借題發揮,中國將陷入混亂,那麼人民的利益將遭受損失。

  但是政府沒有料到,5月15日-18日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時情況恐怕會更糟。計劃中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門舉行歡迎儀式也被迫取消。戈爾巴喬夫不是在掛滿彩旗繁華而和平的大街上驅車前進,而是在重兵的保護之下,穿過友好,但明顯是官方失控的人群。廣場上,戈爾巴喬夫的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學生揮舞著旗幟,歡迎這一位改革的發起人,並且質問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在哪裡。後來鄧小平兩次與戈爾巴喬夫見面,一次在人民大會堂,另一次在歡迎宴會上。對話進行得十分順利。但雙方一定對當時的混亂情況表示遺憾。鄧一定為無法給戈爾巴喬夫提供更好的條件表示抱歉。但令鄧小平特別難堪的應該是世界的新聞媒介的代表,包括數百名新聞記者和幾十名攝影記者,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大會堂外的對政治表達不滿的那支隊伍,他們先是把鏡頭對準人民大會堂石梯,然後才是大會堂內,吸引記者們的是遊行隊伍的標語,而不是他與戈爾巴喬夫極具重大意義的握手。

  5月上旬,運動在擴大,火藥味更濃。學生們成立了一個正式的協會,開始印刷小報。5月13日在天安門開始進行絕食。5月19日晨4點,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會見遊行絕食的學生。趙告訴學生,他來晚了,希望原諒。他離開天安門廣場之後,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按官方文件的報道,他拒絕參加黨政軍幹部大會,就在這次會議上,李鵬宣佈了戒嚴令。文件說趙紫陽把他與黨的分歧公開化。

  由李鵬簽字的國務院命令頒發了,全城實施戒嚴。5月20日,宣佈了三條禁令:禁止遊行或聚眾罷課;命令部隊和其他安全部門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採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止所有中外記者在沒有官方許可條件下在軍事管制地方進行拍照或採訪。很清楚,黨和政府準備採取行動。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生在家長的勸說下離開了廣場,另外還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害怕這樣下去會導致黨內改革派遭受挫敗,請求學生們離開,於是學生中出現了分歧。

  6月3日-4日晚,大規模部隊最後進入北京。

  6月9日,鄧小平出現在電視屏幕上,這是自戈爾巴喬夫來京後第一次公開露面。電視新聞報道說,他在戒嚴部隊指揮部向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講話,戒嚴部隊已經佔領了首都的重要建築和主要路口。

  鄧小平首先對那些在衝突中死去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對受傷的官兵們表示慰問,他提議在場的每個人起立為死難烈士默哀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這次接見中,鄧小平還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這是鄧小平的新語調。他實際的思想是,好的領導總是能夠預測政治困難,並能事先加以處理。

  鄧小平特別強調年輕士兵完成了他們之職責這一點。他說,他們沒有忘記人民、黨的教導和國家的利益,他們面對死亡毫不含糊。表現了軍隊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他同時又表示他敵視那些蔑視党的年輕人。他說:「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兇殘,對他們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

  以後鄧小平講的全是有關政治和經濟的戰略問題。他好像在工作會議上給一群老百姓講話,而不是面對一群嚴陣以待的軍人。他回顧了1978年以來的中國政治史,他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的問題,然後把問題引向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戰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否正確的問題上來。他以極具預見性的口氣肯定他說,這一戰略一定要,而且也應該要堅持。

  鄧小平談話的第二部分沒有吸引外國人的注意,但這一部分談話卻表明他仍在使用敏銳的政治頭腦思考問題,並且時刻提防可能會出現的兩種危機,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會把學生運動歸罪於改革政策;另一個是趙紫陽的失勢,使這一戰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擊。然而,鄧小平的政治方法並沒有改變,他仍採取了先發制人的辦法。但當時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他的這一談話竟暗含著這麼多的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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