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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毛在1974年7月作出決定,離開北京到南方休息一個時期,這對周恩來很有利。毛澤東變得越來越像個隱士了,儘管他在夏天黨的會議上露了面。毛由於視力嚴重惡化而痛苦,同時覺得他所有的政治夥伴已成為他的負擔,而且負擔越來越重。毛不在北京,意味著周有權召集政治局會議和要討論的內容,同時也可以管理政府工作了。這還意味著「四人幫」只能通過周與毛聯繫或大老遠地跑去見毛。

  這年1O月,毛在長沙提出建議,希望全國人大選鄧小平當第一副總埋。「四人幫」感到震驚。這個消息意味著毛把鄧作為最有資格繼任周當總理的人選。由於總理的排名在黨內僅次於毛澤東,所以也就等於是毛澤東自己的繼承人。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對鄧出言不遜。會後,「四人幫」反而派王洪文向毛告鄧的狀,說他不是合適的人選,這個職位應該是張春橋的,然而毛已認定王洪文是個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幫」挑選王洪文當密使是一個錯誤。他們自作自受。王洪文又向毛告狀說,周是假裝有病躲進醫院,這使王自己受到額外的損害。毛雖然年老體弱,但他仍能辨認出誰在說謊,他對那些攻擊他所信任的人的胡說八道。感到忿恨。

  「四人幫」的所作所為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毛告訴王洪文,他應當警惕,不要和江青搞幫派。毛還叫他的使者——他的遠房侄女王海蓉告訴周恩來,要他繼續當總理。毛還希望看到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同時兼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對「四人幫」來說,事情更糟的是,毛還再次建議鄧當總參謀長,同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2月,毛又親自向周和王洪文重申了這些建議,並稱讚鄧「政治思想強」。這次「四人幫」遭到了徹底失敗。

  1975年元月,鄧小平擔任了毛讓他擔任的所有職務。王洪文在黨內的排名仍然高於鄧,但已失去了1974年以來行使的對黨中央日常工作的管理權。葉劍英雖然在軍委的排名高於鄧,但他願意放手讓鄧全力處理與軍事有關的政治工作。

  鄧小平立即抓緊時間運用賦予他的新的權力。對於一位七十歲的人來說,鄧在其後的九個月工作期間,顯示出了非凡的精力。他至少召集了十次會議,詳細討論了社會經濟問題。每次會議他都講話。他還主持了許多次國務院會議。在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四人幫」鬥爭一步不讓。鄧還視察了幾個邊遠省份,又去法國作了一次感性訪問。他還會見了幾十位外賓。

  鄧從解決組織問題入手。這個問題最嚴重的是國營企業內部的不安定。許會企業士氣低落、紀律渙散。動亂在中國的運輸系統的主幹——鐵路和鋼鐵工業特別嚴重。鄧向主管工業的書記發表講話,提出加強「集中和統一」的口號和加強各種法令與法規,懲處各地製造麻煩的人。他透露,1974年發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鐵路事故(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個最重要的鐵路中轉站——江蘇徐州車站竟被當地一名造反派頭頭控制著,鄧說: 比如,徐州那個鬧事的頭頭「本事」可大了,實際上是他在那個地方專政。對這種人不及時處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說,只等他一個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轉變……那樣性質就變了。

  然而,造反派頭頭對鄧的警告置之不理,於是鄧派部隊去徐州把那個造反派頭頭抓了起來。

  鄧同時著手處理經濟發展戰略問題。他依據的是周恩來1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號召的到本世紀末實現中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觀點。周是1965年首先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化」放在優先的位置。現在,鄧先設法獲得毛的支持,他說: 「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麼,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講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走設想:第一步是到198O年,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到2O世紀末也就是說,從現在算起來還有二十五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的奮鬥。這就是大局。」

  1975年夏季,在鄧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個報告。這個報告是,《關於工業發展問題》、《關於中國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和內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戰性的《論全黨和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第二個報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當了許多年共青團第一書記。第三個報告的作者是鄧力群。他曾經當過劉少奇的秘書。由於當時黨中央缺少鄧小平相信的協調單位,胡耀邦、鄧力群擔當了鄧的參謀的角色。

  鄧的作風是雷厲風行,幹事抓得緊,行動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澤東的同意,並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說過的話扯上關係。對他的敵人,他寧可對抗也決不回避。至於「四人幫」他們,則犯了對他們十分不利中嚴重錯誤。他們陰謀破壞鄧小平推行的整頓,他們指責讓自1966年被貶黜的部長、官員和軍隊幹部恢復工作是「走後門」。但他們這次沒摸准毛的心思。毛現在最關心的是國家的安定團結,所以他批評「四人幫」搞分裂。接著,在那年春天,「四人幫」誤解了毛號召全國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真實目的,又一次惹惱了毛。毛原想通過提醒全黨注意反革命的威脅依然存在,來平衡周恩來要求發展經濟的呼籲。張春橋、姚文元作出反應,寫出長篇理論文章,批判只關心物質利益和堅持「資產階級法權」,會首先產生新的資產階級,而後他們將問鼎國家政權。張說,新生資產階級將從黨內出現。姚說,新生資產階級將產生于社會上大量聚積財富的集團。這些文章沒有提出積極的具體的經濟綱領,也沒有補充周的經濟發展綱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擊。

  政治衝突在春天的兩次政治局會議上達到頂瑞。在第一次會議上,鄧在葉劍英、李先念支持下,批評「四人幫」濫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會議上,毛親自訓斥他們。他說,他們不聽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毛要他們停止幫派活動,說由於他們結成幫派已成為事實,政治局必須討論和解決這個問題。這些嚴厲的批評使「四人幫」完全處於守勢。王洪文撒到上海,甚至江青也寫了篇短短的檢討。從夏天到秋天,鄧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說事事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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