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48)_伊文思

四八

　　從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務的日常工作交給鄧小平處理了。這對鄧來說是個新的領域。鄧立刻顯露出他的作風與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圓滑甚至有點狡猾的外交作風丟掉了。從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況下四次來華訪問的基辛格，曾同周恩來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諒解的關係。他發現同鄧打交道很難。鄧不容易讓人接近他。事實上鄧當時向基辛格傳遞的信息的確比周恩來更嚴肅、刺耳。他對基辛格講，美國如若想從與蘇聯的和解中撈到點什麼，肯定是危險的。美國也並沒有兌現稍早所作的有關與臺灣貿易的承諾。

　　此時，激進派分子也一直盯著鄧小平，只要有跡象，他們就斷言鄧是帝國主義的朋友或說他是崇洋媚外。

　　鄧擔當新角色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聯合國召開的討論國際合作與發展的特別大會上的發言。他簡明的發言並不是要說明中共在有關南北對話問題上的立場，而是借機闡述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這一最新理論。這個理論不是來自列寧主義，反而同它相矛盾。這個理論來自毛20年代30年代對中國階級狀況的分析。正如他過去看到的，在中國有三個陣營（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間的）。他現在覺得全球有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兩個超級大國。它們比其他所有國家的勢力都強大，有瓜分世界稱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發達國家。中國是第三世界。雖然中國有能力成為和美國、蘇聯一樣強大的國家，但卻沒有野心稱霸世界，所以中國永遠不會成為超級大國。相反，超級大國野心難以掩蓋，他們相互為敵。的確，戰爭大概只會在它們之間爆發。如果真的美蘇打起來，全世界都將被捲進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中。

　　鄧的演說吸引了一大批聽眾，並在國際間廣泛傳播。他回到北京受到隆重的迎接，就像他在1963年同蘇斯洛夫辯論五天后從莫斯科回來時受到的歡迎一樣。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包括他的敵人，都去機場迎接他了。他乘坐第一輛小轎車駛進了北京，在其後尾隨著長長的車隊。這非常明顯地向世界表明，毛澤東當時是很高興、很滿意的。三個星期之後，在毛澤東與巴基斯坦總理會見時，鄧坐在了毛和巴基斯恒總理之間的一個位子上。這個位子一向是為主席顧問留的。當時周恩來也在場。

　　訪問紐約對鄧來說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是國際社會更多地認識了他，二是讓他首次看到了現代西方世界的樣子。直到1974年前，鄧對於非共產黨國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聞記者一直是個相當模糊的人物。有幾個美國軍人在抗日期爭期間和抗戰後結識過鄧。其中一個海軍陸戰隊軍官叫伊文思·卡爾遜，他曾撰文熱情地介紹鄧的情況，讚揚鄧思維敏捷、機智。但是鄧在當總書記期間，同他見過面的只是共產黨員和共產黨的盟友。50年代和60年代訪問過中國的西方記者雖然寫了很多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書籍，但書中提到的鄧的部分卻很少。

　　在已發表的文件中，沒有反映鄧小平對紐約的印象。如果他過去沒有什麼印象的話，這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別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經歷或5O年代、6O年代的莫斯科之行，都比不上他在紐約看到的摩天大樓以及這座城市的繁榮與緊張的生活節奏。在曼哈頓的四天，肯定使他覺得比讀什麼都更有說服力，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路途是多麼的遙遠。

　　在陪毛澤東與巴基斯但總理會談的兩周之後，周恩來離開中南海住進了附近首都醫院的一套房子。他這祥做可能有策略上的考慮，希望借此擺脫激進派分予的監視。但是，現在周確實病得很重。

　　從周和鄧1974年4月在機場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兩人的健康情況呈現出相當強烈的對比。鄧只比周小六歲，臉圓圓的，膚色發亮。周是凹陷的面頰，從鬢角到下巴長著深色斑點。穿的衣服就像掛在衣架上一樣。

　　周恩來還有一項尚待實現的計劃（特別是到後來），就是整頓黨和政府，把儘快實現現代化經濟戰略作為明確的目標。然而他面對著難以克服的障礙。思想上，毛對現代化這個理念一直持懷疑態度（毛澤東並非對現代化持懷疑態度。 /譯注）。他認為現代化是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全黨代表會的結論中就提出：我們進入了一個「全面社會主義工業化，全面社會主義改造，全面現代化國防，並且開始要全面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由此可見，階級鬥爭的代名詞。在激進派分子眼中，現代化則是對他們的挑戰和威脅。在組織上，黨中央已撤銷書記處等具有協調性質的機構，而只剩下中央辦公廳和宣傳部，而這兩個單位卻都由文革派控制著。在政府方面，許多部門是由臨時人員充數，大多數部長的職位空著。針對這種情況，周計劃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機關從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後就未曾召開過會議。周打算向大會提交一份長長的政府官員候選人名單和一個二十年發展綱要。他還想開個中央委員會會議，以便黨的高層領導幹部能支持他挑選的政府官員候選人。由於擔心激進派分子搗亂，而且周也不想讓他們在政府中擔任太多的職務，他在籌備這些會議過程中，並沒有和激進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鄧小平、李先念、葉劍英為中心的一小群人商量，同時暗地裡取得毛對他計劃的支持。這原來是激進派分子最擅長的政治計謀，周恩來現在也如法炮製。

　　周和他的同事由於毛對激進派分子特別是對江青的態度有了轉變而得到了幫助。早在1974年3月初毛就告訴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再見面。毛說，她多年都不聽他的話，不學習他送給她的馬列和他本人的著作。在7月政治局會議上，毛當著江青和她的三位同夥，說他們是「四人幫」。毛創造了一個斥責的詞匯，這個詞用在他們身上是最合適不過了。大約在同一時間，毛對一些來訪者講，江青有野心，她沒有資格使用他的名義。毛的這種態度轉變，使周恩來有機會控制新聞媒體（這本來是四人幫」控制的地盤），結束批孔運動。周還設法使毛接受了中央委員會的建議，即在讚揚激進口號「繼續反潮流」的同時，接著以維護工業、商業正常運營為政治理由，譴責反對地方黨委領導和拒絕工作的造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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