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39)_伊文思

三九

　　到1961年底，這些人和這三個委員會制定出了八個重要的政策文件和幾套法規草案。毛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會議來討論這些文件和草案，它們基本上都得到順利通過。有一種說法是，毛批評了鄧在視察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公社後起草的一套文件。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反對作為總書記的鄧為會議所作的「準備」。不管怎樣，反正（一種說法是，在毛還沒來得及討論它們之前，鄧便按照會議議程通過了一個或更多的文件。/原注）毛對此非常氣憤，且責問是哪個「皇帝」膽敢越過他的權力擅自作出這些安排的？然而，並沒有讓鄧靠邊站或讓他作自我批評；毛一定對鄧在短短幾個月內領導幾個特別機構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長期規劃所表現出的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個規劃幾乎廢除了「大躍進」的所有政策。在農村，雖然公社作為一級單位仍然存在，但它們的絕大部分權力卻被剝奪了。主要的經濟單位成為生產隊，約有三十個農戶組成（而在最初的公社裡平均約有四千個農戶）。土地所有權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要負責其成員的管理工作，並負責付給他們報酬。以公社為基礎的不受人們歡迎的收入上的平均化從此銷聲匿跡。個體農戶又可以擁有一小片自留地。在一種已在全國的一部分地區十分普遍並以農業最終實現集體化道路為指南的政治體制之下，生產隊可以同其成員就執行非農業的任務簽訂合約。到1965年，全國的糧食收成達一億九幹五百萬噸，恢復到了發動「大躍進」前的1957年的水平。

　　在工業方面，放棄了毛在1960年所倡導的工業管理體制。薄一波起草了一個六十條的管理規劃，鄧把它變成了一個詳細的法規，重新採用責任制和專門化管理，並重新確定了工資間的差別。削減了工業的投資比例，關閉了許多虧損的工廠。結果，數以百萬的工人失業，他們離開城市到農村，或者是返回農村，大大減少政府供給城市的糧食的壓力。工業進入不景氣的狀態比農業晚，最不景氣的時候是1961年，但它的恢復卻迅速得多。到1965年，絕大多數工業產品的產量是1957年的兩倍多，並出現了一大批新的工業企業，由於石油產量的迅速提高，為這些企業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因而企業規模迅速擴大。

　　鄧本人有關發展的觀點在1958年和1962年間也發生了變化。最遲在1959年10月，他盛讚群眾運動是一種最好的方法：我們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切工作走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有領導地展開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把群眾的智慧和意見集中起來，依靠群眾的力量來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看不見群眾的……積極性……總認為，群眾的覺悟不夠，群眾運動是靠不住的……認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眾運動，但是在建設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次代表大會上，又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觀點：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白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現在看來，不論工業還是農業，非退一步不能前進。你不承認這個退？農業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復糧食，第二步恢復經濟作物，同時把農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復起來……過去我也講過，我們的運動大多，統統是運動，而且統統是全國性的，看來這是搞不通的。

　　這個變化導致在他和毛之間產生了隔閡，毛一直認為，除了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下，「生產力」不會獲得最好的發展。而且從1958年起他就主張，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超出國家和集體所有制的範圍，擴展到了管理體制即吸收工人和農民參加管理，和獎賞制度即充分依靠非物質的刺激和平均分配報酬。在這兩個問題上，鄧同毛出現了分歧。

　　在重振黨的士氣問題上。鄧也同毛的意見相左。他們都一致認為，一定要消除「大躍進」帶來的消極影響和後果。但他們在關於產生這種消極影響的原因以及解決它的方法問題上卻出現了分歧。毛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許多黨員嚴重缺乏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鄧則認為，根源在於嚴重的政治和經濟所帶來的紀律渙散和士氣低落。毛想通過讓党的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和接受農民的批評，來教育他們。鄧則認為，只有在地方幹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來的工作組的調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話還要受到懲處之後，農民才能發揮這一作用。他還認為，鄉以上的幹部在成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強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農村發動了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是根據後來以《前十條》著稱的一份文件的指示精神而發動起來的，《前十條》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觀點。但很快就發現，地方党的幹部並不願意組建農民的組織來監督他們自己。因而書記處在9月間又發出了一個文件（《後十條》），把運動的重點從自下的改造轉變為自上的改造。這時，毛似乎並沒有抱怨什麼。但他仍然把這場運動看成了進行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的必由之路，並熱切地期待著農民組織將成為其主要機構的那一天的到來。

　　正在這時，劉少奇插手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個公社呆了五個月，劉本人也在河南的一個公社呆上了兩周，他們兩人都斷定，大部分地方幹部都已經腐化墮落，農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絕不能依靠農民來糾正地方幹部。劉因此便起草了第三個文件《後十條》修正草案，於1964年9月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對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教育可能產生的結果，文件持悲觀的看法，因此文件要求從城市派出大批工作隊，對地方幹部的惡習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從而導致了對許多農村地區公社幹部的詳細調查，結果造成了對成千上萬的幹部的清洗。

　　《後十條》修正案僅實施了四個月的時間。經過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一場激烈的辯論後，毛堅決主張它們應當由另外一個文件即《二十三條》來取代。這就又回到了《前十條》，增加了幾段措詞嚴厲的論述，即這場運動應當被看成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它的對象是「公社……甚至省級機關和中央部門中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毛也因此發出了一個信號：他已經開始覺察出在他的同事當中出了修正主義分子和階級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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