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38)_伊文思

三八

　　這些問題一出現，便再次引發了一場有關赫著曉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講話中就已經提出的一些原則問題的爭論，中國人率先開始了爭論。1960年4月，他們在列寧誕辰的那一天同時在《人民日報》和中央委員會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四篇長篇評論文章，它們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標題《列寧主義萬歲》中，這就是：他們比俄國人更信仰列寧主義。他們譴責俄國人提出的關於和平共處、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非共產黨國家的共產黨有可能通過和平道路奪取政權的新主張，認為俄國人已完全背棄了列寧主義。這使俄國人處於了守勢；他們不得不辯解說，自列寧的時代以來，世界已發生了變化，因而有必要對他的一些學說進行修正，但他們在精神上並沒有放棄列寧主義。所以，事實是，中國人已經展開了進攻；蘇聯人在開始反攻前要為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

　　1960年夏，在北京召開的工會會議和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黨的代表大會上，中國人和俄國人發生了衝突。在布加勒斯特，赫魯曉夫對毛本人進行攻擊，稱他為「極左分子」和「左傾修正主義分子」，並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義相提並論，從而引起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彭真的反擊。這次交鋒在第三國的代表當中引起了極大的恐慌，他們紛紛以各自党的名義向雙方施加壓力，敦促他們達成一個一致的協議。這一做法果然奏效，並最終確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開三個會議：俄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雙邊會議，二十六國黨代表會議和八十一國党的領導人的首腦會議。

　　在這三個會議上，鄧小平一直都是中國的主要發言人。他的（許多）聲明和講話的原文一直沒有公開發表。但從一些引文和參考資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堅決支持紀念列寧周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觀點的。他對和平共處的看法是，這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和資本帝國主義間的武裝停戰而已；關於戰爭，他認為，發生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不大（因為蘇聯擁有的核武器能夠阻止美國發動或引起世界戰爭），但局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路線，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和它們的殖民地必然要發生暴力革命。在實際策略上，他主張社會主義陣營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強武裝。他認為，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個別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才是正確的（和安全的），而鼓勵陣營以外的共產黨減少戰鬥力則是錯誤的。目前還不能以充分的書面材料證明，鄧曾經在關於全球性的核戰爭可能會帶來的後果問題上採用了毛的觀點——即核戰爭最壞的結果是導致帝國主義的毀滅，而不是全人類的毀滅。從表面上來看，他很可能已經預感到，在為期八周的爭論期間，要想回避這個問題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這個問題，他一定會引用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在其他任何記錄中，也沒有看到過他曾在這個問題上支持過毛。看來，鄧對毛關於核戰爭的看法是持懷疑態度的。

　　第三個會議最終形成了一個涵蓋一切有爭議的問題並由所有參加者一致同意並簽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蘇衝突並深刻剖析了這場衝突的西方學者唐納德·贊格瑞爾教授的話來說，它實際上是俄國人的勝利。它不但充滿了所謂蘇聯的基本立場和觀點，而且還是含糊不清和模棱兩可的。只是由於從北京監督著這些活動的毛接受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劉少奇的建議，才使這篇宣言得以順利發表。（他和朝鮮的金日成是唯一兩個沒有出席會議的共產黨領袖。/譯注）當時擺在中國代表面前的有兩種選擇：妥協和破裂。然而，正如後來發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劉在宣言上簽名絕沒有使毛改變他的以下觀點或判斷，即赫魯曉夫和蘇聯國內外的其他許多人已經變質為「現代修正主義分子」。

　　1963年7月，鄧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訪莫斯科。他率領一個小型的黨的代表團同以蘇斯洛夫——意識形態方面的專家——為首的蘇聯黨代表團就莫斯科宣言中包含的一切理論問題再次舉行會談，而且自從1960年前後重新開始會談以來，在關於態度問題上，一方總是認為另一方的行為是十分惡劣的。中國人特別在兩個問題上對俄國人表示了不滿：後者在1961年至1962年冬天期間允許五萬多人從新疆逃亡到蘇聯境內，以及在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前後，赫魯曉夫對中國的態度公開進行批評。至於俄國人，他們對中國人公然把他們在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行為先是說成「冒險主義」，後來又說成是投降主義的說法，也極為憤懣。在會談開始前，雙方各自發表長篇的文件和聲明，充分地和有針對性地陳述了各自的立場和觀點。這成為一個不祥的預兆。俄國人還明確表示，對於他們來說，同鄧的代表團的會談遠沒有同時在莫斯科同美國和英國進行的有關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談判重要（實際上，這個會議的主題本身就是向中國的挑釁）。雖然赫魯曉夫親自為鄧和他的代表團舉行了宴會，但那是在會談舉行了五天而任何一方都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之後。雙方沒有確定進一步會談的日期。這就發出了破裂的信號，而且正如其結果所表明的，這標誌著兩黨間長達二十六年的正式交往的結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流傳著一個故事，說毛否決了鄧起草的這份中國人在會議前公佈的文件，也許其中有一定的真實性。但即使是有的話，也並不意味著毛已不再信任鄧了。毛經常對其他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滿，而且如果他對給他留下很好印象的鄧的能力有什麼懷疑的話，他就不可能派鄧去同蘇斯洛夫或者是同赫魯曉夫本人較量。無論如何，在這次事件後，他曾表示，對鄧的表現感到滿意。更為不尋常的是，他親自到機場迎接返回北京的鄧，隨後，他又指定鄧擔任一個寫作小組的組長。這個小組是為了準備寫作關於這場論戰的起因和經過的詳細的、公開的報告而成立的。這個報告在1963年和1964年間分九個部分［簡稱「九評」］發表，而且頗具說服力。

　　在國內，從1961年到1965年，鄧主要活躍在兩個領域：制定經濟恢復的計劃，組織一場旨在處理在「大躍進」之後普遍存在於黨內的腐敗、缺乏紀律性和道德敗壞等現象的運動。

　　恢復經濟計劃主要由四個人負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它的主要內容是調整「大躍進」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創新措施，以年度計劃代替五年計劃，把投資重點從重工業轉向輕工業和農業（從而實行毛澤東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條最重要的建議）。

　　鄧對其主要內容，尤其是在農業和工業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主要扮演的是協調者的角色，似乎是他在安排每一項經濟和教育活動的政策文件，這些文件都由黨的一位資深的黨員監督起草；他還協調為檢查各項政策而成立的三個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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