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36)_伊文思

三六

　　彭有幾個積極的支持者，他們在預備會上都作了發言另外還有不少同情者。但是，一旦毛提出了忠誠的問題，那麼只有二、三個資格最老的黨員願意並能夠追使毛收回成命，他才能免遭批判。然而他們沒有這祥做。因而使得毛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能夠隨心所欲地改弦易轍，向彭發起了總攻，並使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決議，這個決議把彭和其他三個人（包括毛在江西時期的老對手洛甫）說成是「反黨集團」的成員。除了二十五年來一直任軍事領袖的朱德之外，發言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為彭辯護。四個月前剛剛接替毛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以往曾熱心致力於阻止毛的「家長制」（鄧小平在1980年同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談話中，用「家長制」一詞來說明毛對他的同事們的態度。/原注）行為，但現在他對彭的攻擊尤為激烈。

　　在9月召開的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會議上結束了對彭的批判。他受到了林彪和其他人的猛烈攻擊，他們說彭是「軍事俱樂部」頭頭，並解除了他國防部長的職務。雖然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但不久後便不讓他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被收回了，改而分配一棟在荒郊野外的空房子給他。

　　林彪取代彭當上了國防部長，並很快開始了把軍隊變成他用來實現他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按照他所瞭解到的能夠投毛所好的方針改組了軍隊，然後便開始著手把軍隊變成為具有革命品德的一個堡壘。196O年秋，他說服軍委並一致同意，毛的思想（單獨地）應成為軍隊進行政治教育的課程；1962年，他出版並普及了毛的講話和著作的語錄，這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小紅書」。毛對此的反應和林所期望的完全一樣。1963年12月，他號召全國「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1964年，他指示，全軍政治部應按政府部門和黨的機構的建制組成。從而顛倒了黨和軍隊以党指揮「槍」為基礎的傳統關係。軍隊開始插足黨（和政府）並遠離各級黨的監督。

　　在經濟上，廬山會議給了「大躍進」一次新生。這是因為毛堅持要開展一場全國性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這場運動很快就變成了一場清洗運動，清洗的對象是：所有對「躍進」一直持消極態度或帶頭響應毛自己早些時候發出的慎重、節制號召的党的幹部。結果，造成所有的幹部不能再提應當停止無償佔有勞動，不能再提應當根據農民的工作數量和質量支付給他們報酬。1960年初，又發動了一場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運動。產量指標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毛並且明確宣佈，他支持政抬掛帥式的工業管理體制。

　　196O年，蘇聯決定停止對中國一切形式的援助，這才使毛澤東從大躍進的美夢中驚醒過來。同意實行一條新的總路線即「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並允許批判那些強行無償佔用農民勞動的地方幹部。直到196O年11月，那些長期以來一直認為「躍進」導致了一場災難的中共領導人終於能夠從根本上糾正大躍進的錯誤了，周恩來發出了十二條緊急指示，這個指示規定允許農民恢復「躍進」前的生活和勞動方式。

　　然而這時，農村卻遭受著嚴重的饑荒。1959年，農村人口還一直能夠保有一億二千二百萬噸糧食。到1960年，這個數字已減少到一億一干三百萬噸，每人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公斤糧食。1960年國家城市人口遠遠少於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減少——實際上是1949年以來最少的年份。農村人口的死亡率從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多和1960年的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時，出生率也明顯下降。196O年，全國的死亡率大大高於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間，全國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兩倍半和三倍之多。這場饑荒一直持續到1961年。

　　這場饑荒造成的死亡——完全因饑餓和疾病——比20世紀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發生的任何一次饑荒要嚴重的多，它造成的死亡人數也遠遠超過了蘇聯農業合作化後的饑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數。60年代初，外部世界從難民的報告中瞭解到，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區，食物嚴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終公佈了有關這一時期出生和死亡率以及糧食產量和收成的數字，讓外人瞭解了當時饑荒的真相。即使現在，官方的文件，甚至小說和短篇故事中都很少提及「大躍進」及這場饑荒。「文化大革命」產生了一大批傷痕文學作品；「大躍進」卻沒有類似作品。

　　鄧小平由於腿部受傷（鄧在1958年一次打檯球時折斷了右腿，從照片上可以看出。直到1961年4月，他一直是靠一根手杖行走。可見他的傷恢復得很慢。/原注），沒有出席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委員會會議。但他很可能出席了最後為彭德懷定罪的軍委會議（在軍委中除了毛之外，他是唯一的文人）。儘管他同彭從來沒有過特別密切的交往，但他也一定為彭的命運——以及毛的行為——而深深地擔憂。據公佈的一些材料記載，他對毛的看法是：他是一位傑出的領袖，但他並不是絕對不犯錯誤。這時，他又勇敢地準備再次重申這個觀點。1960年3月，他在天津對黨員的一次講話中，一針見血地批評了黨員當中日益滋長的一種傾向，即把他們所取得的一切成績都歸功於運用了毛的思想。他說，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也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的領袖，毛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他仍然是這個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切不可把他同這個集體領導分開。至於廬山會議的後果，他後來認為是十分有害的：「這場鬥爭（反對彭及其同夥）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

　　作為總書記，鄧也一定發覺，要想避開毛所發動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或第二次躍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並不是對這兩項運動發表主要講話的領導人之一，從他在天津的講話中可以看出，1960年春，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地度過的。很可能中蘇關係也佔用了他大量的時間，也許這也為他把大部分國內事務留給其他人提供了一個藉口。毛在1960年1、2、3月召集的幾次會議，討論應如何應付中蘇關係所發生的危機，鄧一定出席了這幾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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