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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大煉鋼鐵運動是「大躍進」的最高潮,到1958年底,中國農村地區已建起了數十萬個小鐵爐和小高爐。有些公社多達數十個。據估計,大約有六千萬人參加了這場運動,他們或者到礦山開礦,或者去煤礦運煤,或者去操作小鐵爐和小高爐。迫于上級領導的巨大壓力,好多社員被迫拿出他們的水壺和鐵鍋,並拆下他們家裡其他一切金屬類的用具。然而,由於這場運動是在華北的秋收季節進行的,從而導致了農忙時節田間勞動力的短缺,結果,一些農作物沒有來得及收割,荒在了田裡。這祥做並沒有煉出有用的鋼鐵;因為要煉出經久耐用的鐵——至於鋼就更不必說了——所必需的技術在農村並不具備,所以耗費數百萬個小時生產出來的只不過是數百萬噸毫無利用價值的廢鐵。

  儘管如此,1958年的糧食產量仍達到了兩億噸,是中國歷史上收成最好的年份。但是,毛和他的同事們根據各省關於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的報告,斷定糧食產量還要更多。8月,黨的農村工作部部長譚震林在一次工作會議上說,糧食產量可能達到了三億多噸,12月,中央委員會宣佈,糧食產量已達三億七千五百萬噸,這個數字幾乎是1957年的兩倍。

  在1958年末-1959年初的冬天,毛和他的同事們已經覺察到了農村中存在著強烈的不滿情緒,他們也覺察到了「大躍進」使生產出來的許多商品不能運送到消費者手中,或者毫無用處,因而他們開始調整他們前些時候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月和3月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毛本人批評了農民收入過於平均、許多公社無償佔有別人勞動和國家銀行系統過早收回給公社的貸款等現象。他還請教了陳雲,陳雲早就想對發展戰略作重大的改變,並且也表明了他的這一信念,即組織動員的手段並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陳雲提出,1959年鋼產量的目標應當從三千萬噸降至一干三百萬噸,並主張應當把國民經濟看成「一盤棋」。他指出,鼓勵地方或省在各類產品上都做到自給自足,那只能限制而不是擴大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雖然如此,毛和其他人並沒有改變他們在1958年虛報豐收的情況下而採取的幾個決定。最主要的一個決定是,規定在1958年巨大的糧良總產量的基礎上,1959年國家的糧食總產量還應當提高;總的播種面積應該減少。而且在這些已經減少的播種面積中,種植穀物的土地面積的比例也應該相應地減少。正是這些決定使「大躍進」變成了一場災難。到1958年底,農民已連續勞動了兩個夏季和一個多冬季而沒有得到過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遭到大面積的毀壞。而這時應當做的是,減輕農民的負擔,合理地利用土地,這兩項毛都贊成,但這些要求並沒有得到滿足。從現已公佈的正式文獻上,看不出鄧在1958年說過什麼,或做過什麼(他的文選中沒有收入他在這一時期的任何一篇講話)。然而這些文獻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邊的,他也贊成「大躍進」的方法。

  然而,鄧的調子並不完全與毛一樣。他不使用毛(或劉)誇張式的語言,也很少說政治掛帥或重振意識形態和社會影響一類的話,而毛把它視為這次躍進的一個重要目標。他也對農村小鐵爐和土高爐的效能表示懷疑。他在10月份視察農村期間曾經說,他們應當引進技術。在1958年底按照毛的指示召集的一個討論勞動報酬和物質刺激問題的特別會議上,他明確表示反對免費供應。

  1959年,鄧的作用發生了變化。他成為周恩來和陳雲的合作者,此時周和陳都致力於按照工農業的實際情況來制定鋼產量指標(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無法實現的高指標)。書記處舉行了一次會議,聽取有關公社的作用的報告之後,又召集了一次會議重新研究鋼產量的指標。第二次會議向中央財經小組發出了一個指示,財經小組是毛決定重新起用陳雲時成立的,它是由資深的黨員所組成的一個小型的特別委員會。由於它的一些成員比鄧資格老,所以看起來似乎書記處本身的職能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它成了中央財經小組中資歷最深的成員——周恩來非正式地管轄下的一個委員會。不管這個委員會的性質是什麼,當時中央已經開始著手控制大躍進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而且鄧本人又開始同周和陳有了密切的工作關係。1959年這一年,党的領導層重新團結起來,努力工作,阻止農村危機的日益擴大,以避免整個國民經濟陷入不景氣。一開始進行得很順利。但是,隨後毛和自1954年以來一直擔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之間的衝突,打破了黨內的統一和團結,並造成了一種誰提出忠告誰就會遭到迫害的氣氛。

  彭是一個豪爽、直率的人,在軍內和黨內他的同事中頗孚眾望。「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獄中所寫的自述表明,他不是一個理論家,但他卻深深地關心著改善中國五億農民的生活狀況的問題。他很重視黨和軍隊的紀律,同時也認為,党的高級幹部彼此間應當擔誠相處,對待毛,一向持平等基礎上的尊敬。他自己同毛的關係經常出問題。1959年,他與毛在高層政策即武裝部隊的性質問題上也發生了爭執。毛想加強核攻擊力量,並以小型的適合進行「人民戰爭」的地面武裝部隊作後盾;彭則想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武裝部隊,使它擁有先進的武器和裝備,既能夠進行常規戰爭,也能夠進行核戰爭。

  彭在1958年夏和1959年春期間視察了中國的一部分農村地區,並堅持同農民和當地的幹部談心。他斷定,這場躍進正在導致經濟上的一場大災難;並斷定,地方幹部向党的上級領導(或者像他這祥的來視察的國家領導人)報告情況時並沒有說真話。但他並沒有向其他的領導人或在党的會議上過多地談到他的這個推斷。5月,他到東歐幾個國家出訪,並在6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魯曉夫進行了會晤。

  7月初,彭登上了位於江西的療養勝地——廬山,參加在那裡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14日,他就「大躍進」的問題給毛寫了一封長信。他當然希望毛會親自覆信;或把他叫去談話。然而事與願違,毛並沒有這麼做,而是以《彭德懷的意見書》為正式標題將他的信印發給參加廬山會議的每一個人,並在隨後的一個篇幅很長並帶有譏諷口氣的講話中把這封信說成是向他本人和黨中央領導機關的一次無原則的進攻。他向他的聽眾們強凋,他們都參加過彭所批評的政策的制定過程;他本人也親自提出要對其中的大部分政策進行批評;但彭在春天召開的黨的會議上允許他發言的時候卻一言不發。他暗示,彭已同赫魯曉夫勾結起來了,並要求與會的全體成員都要考慮一下面對彭的「機會主義」進攻,自己應該站在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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