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32)_伊文思

三二

　　剛開始，批評是溫和的。但是，當黨的統戰部開始在政府部門中的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中召開了幾次會議後，這種批評便變得激烈起來。當作家、藝術家和大學生開始召開他們自己的會議時，批評就變得更為激烈了。在北京大學，繼承了長期政治運動傳統的大學生們建起了「民主廣場」和「民主牆」，並很快貼滿了大字報。一些新聞記者報道了這些活動，結果，中國其他地方的學生也開始鳴放。一些學生只批評党對個別人（例如作家胡風，他在1955年被指責為反革命）和一些社會團體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則指責党的領導層只講政治原則和問題，認為整風並不能糾正它的惡習，因為這些惡習都是黨本身所固有的。許多言論帶有一股強烈的反蘇傾向。黨外人士總的來說大都比較謹慎，然而也有極少數人明確表示，他們認為黨所說的「互相監督」同黨員實際上對待黨外人士的態度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

　　批評——「鳴放」階段持續了五周多的時間。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佈許多人的行動和言論表明，階級鬥爭在中國並沒有熄滅，並把「右派分子」說成是「濫用」整風運動，企圖把歷史推向倒退，是一夥攻擊共產黨、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在隨後的六天內又連續發表了五篇社論。6月19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毛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並在配發的按語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對文章逐字進行了審閱並作了一些「訂正和增刪」。這篇文章包括區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絕大多數人都知道這六條標準是後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聽過毛在2月份所作的這篇講話）：每一個人都意識到，它們是在毛的授意下公開發表的，這意味著一場反擊即將開始了。

　　這場反擊在一二天后便開始了，並很快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甚至波及到許多在鳴放期間或許是因為過於謹慎或缺少機會，而並沒有發表任何言論的人身上，因為他們的出身可疑。還有成千上萬的人，黨以他們在其他時期違犯過黨紀國活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網的是許多小的非共產黨的頭面人物，其中有兩個人被點名並被指責為反黨陰謀的組織者。接著，這場運動便擴大到了作家、記者和藝術家、教授和學生身上。到初秋時節，工人、農民和省級党的幹部都成了目標。一些組織還分配到了必須完成的名額。在政府機關，給那些預先內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以迫使他們認罪和收回他們的言論，其中有許多人被檢舉者說成是立場不穩的人，接下來就是宣判，不過有時也會在幾周甚至幾個月後才宣判。對絕大多數人的判決都是異常嚴厲的，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他們都被無限期地發配到國家偏遠地區的國營農場。一些重刑犯都是黨員。享譽全國的女作家丁玲，因與黨的宣傳部中負責文學藝術的副局長發生爭吵，便被送到了遠在東北的勞改農場；年輕作家王蒙，因為寫了一篇有關組織部中的一個黨支部的官僚主義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發配到了新疆。後來鄧提拔他當了文化部長。在後來的二十多年當中，他們都沒能回過北京。

　　百花的齊放和凋謝給國家帶來的後果是十分消極的。它導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費，以及持續四十多年的新文學藝術時代的結束。它使毛感到，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以一種輕蔑的態度來對待他的。他對此的反應有兩個：斷言今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決不能依靠他們；斷定八大把中國的主要矛盾確定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完全錯誤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意味著，階級鬥爭仍然要放在政治議程的首位。

　　無論是在毛準備發動他的「百花齊放」運動階段。還是在反「右派」運動期間，鄧小平和任何一個党的領導人一樣，表現得非常積極。

　　在準備階段，鄧在各種各樣的講臺上頻頻發表講話。他的講話表明，他是熱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這個問題上同毛有著明顯的不同。在一次黨的會議上的講話中，毛說，他贊成把大民主——自發的遊行示威，甚至罷工——當作晉通群眾表達他們希望黨改變方法的一個途徑。然而，鄧則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積極分子所作的一個報告中說：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有些青年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們並不提倡，搞大民主並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幾年才能恢復元氣……波蘭搞大民主也需要相當一個時期才能恢復元氣。

　　多年以後，他坦言，反右運動是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被「嚴重地擴大化了」。但這是他當時所持的態度嗎？目前所有的唯一證據也是間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全黨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把反右鬥爭說成是整風運動的一個階段，即第二個階段，並預言，這個階段很快就會結束。他對此的估計是錯誤的。然而，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這場鬥爭限制在一定的時間內，因為在遠離大城市的偏遠地區組織任何鬥爭都需要時間和空間。除此之外，他的報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為依據的，毛在這篇文章中說，「人民」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而對後者不應當採取最嚴厲的態度。這並不能夠挽回他的聲譽，但這也許足夠使他得到一個公開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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