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31)_伊文思

三一

　　關於在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領袖（並不是「一個」領袖）的作用，鄧巧妙地擺正了以下兩種需要，既要顧及到毛的立場和觀點，同時還要表明中國黨既不同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譴責，又不輕視這件事。他一開始便指出，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否認「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或在政黨中的作用。但他接著又明確指出了「剝削階級的領袖」同「工人階級政黨領袖」之間的差別；同前者不同，後者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正因為這樣，他們必須密切聯繫群眾，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對被領導者來說，「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

　　鄧接著特別闡釋了這一點。他說，蘇聯的經驗表明，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中國党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正因為這樣，它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並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採取了諸如禁止給党的領導者祝壽，禁止「歌功頌德」等措施。「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而黨的任務是「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繫」。

　　在鄧的聽眾中，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一定沒有人會對他闡述的幾條原則提出異議。也一定沒有人會對他簡短地、泛泛地提到蘇聯的經驗而表示反對。更沒有人會反對他為中國黨的態度和實踐所定下的調子；他儘量不用道歉或自滿的字眼。最為巧妙的是，他把毛說成是黨所實行的禁止對個人「歌功頌德」的倡議者，從而為毛開脫了責任。因為有人指責毛澤東鼓勵對他自已的個人崇拜。

　　但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鄧卻未作任何說明。這就是，黨決定刪去現在黨章中兩處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很難說清楚其中的原因。他所說的一切以乎使人們覺得，毛是迫於國內外的壓力才同意這一變動，或者是毛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代表們一看到修改過的副本，自然而然地便注意到了這一改動，他們想知道為什麼會作這樣的修政。党的高級官員在簡報中是這樣向他們解釋的，即對此問題無須作任何說明、因為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現在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了。但是，從鄧強調這個新黨章一定要是一部完整的和準確無誤的黨章來看，這種解釋很難使許多人信服。

　　實際上，這其中的變化的過程至今仍是一個謎。在此之前，關於鄧小平在這件事裡扮演何種角色，最有把握的假設是，作為負責起草修改黨章報告小組的組長和報告人，他所做的僅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會的最後一項議程是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這次代表大會一結束，新的中央委員會就召開了八屆一中全會，選舉它自己的領導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總書記）、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總書記一職是重新恢復了黨過去曾經設立過的一個職務，不過與過去相比，它的地位已發生了某些變化。在20年代和30年代，總書記一直是党的領袖，而現在只是黨的一位主要成員。新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取代了過去的書記處，並完全取代了它的職責。

　　鄧當選為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為決策者以及黨內主要負責政策實施的一位領導成員。作為總書記，他領導著一個由黨內高級幹部組成的機構——書記處。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從第十三位升至第六位（原文如此。/譯注），超過了林彪和其他六個人，其中包括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局成員的彭德懷和洛甫。

　　這些人事變動以鄧的連續升遷而告終。在四年之內，他從政治局之外的一個大區的主要負責人一躍而成為中國六位最具實權的人物之一。用他官方傳記中的話來說就是，他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的升遷可能多少有點運氣。但主要還是靠他的能力、才幹以及處理諸如修改黨章這祥複雜問題的技巧。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也充分證明，毛對鄧有很高的評價。1954年，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毛曾指著鄧對赫魯曉夫說，這個人才華出眾。

　　較年長的中國作家、藝術家或專家一定都不會忘記1957年，這一年發起了百花齊放的運動。對於全國的知識分子來說，這場運動是以疑惑開始，在希望中度過，以失望告終的。

　　毛澤東本人是百花齊放運動的倡議者。他是想通過這場運動來促進經濟的發展，把全國黨外的知識分子變為党的熱誠的擁護者。他堅信，黨需要進行一次新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如果有非党人士參加將會達到更好的效果。他斷定，防止中國出現像1956年席捲東歐那樣的混亂的最好途徑是，改變專政與民主之間的政治均勢，並且偏向民主。先在理論上加以論證，然後再付諸行動，這已成了他的習慣。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詳細闡述了著名的「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

　　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社會上存在著兩類矛盾：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對抗性矛盾是存在於「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同他們的敵人之間的矛盾；非對抗性矛盾是存在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後者能夠而且應該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他為中國作出了一項可行性的決定，即黨外人士可以批評党及黨員的行為，知識分子可以根據他們的興趣愛好來寫作和發表言論。他進而要求這兩個階層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下開始行動。但其結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寬了這些範圍，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於毛不守信用（儘管他後來更願意由他自己承擔不守信用的罪名，不願意承認他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也不是由於毛的同事們故意從中破壞（儘管他們當中有人曾竭力反對黨接受黨外批評的做法）。而是由於從5月初黨剛一開始正式號召展開批評，不僅黨員當中出現了一些過火行為，而且在整個政治和社會機構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發展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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