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26)_伊文思

二六

　　二野這次的任務是解放西南。這個任務完成得很快。儘管國民黨還以重慶和成都作為他們堅守大陸政權的最後堡壘，在四川及另外幾個地方並沒有發生太多的戰鬥，幾位國民黨軍官帶著他們的部隊紛紛投向共產黨，還有兩個省的地方長官也投了降。同年12月共產黨軍隊進駐重慶。很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鄧當時是怎樣一種心情，二十九年前年輕的鄧小平離開了這座城市赴法國學習，並且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但鄧會注意到這座城市在過去的歲月中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在抗日戰爭中由於受到日本人的轟炸又遭受了多麼大的破壞。鄧一定看到了這些，因為他就要上任重慶市市長了（此處有誤。鄧小平當時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委、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譯注），他有責任使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鄧這樣老的資歷，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堅持，是不會任命他去做這項艱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召開了由中國共產黨和8個民主黨派的近七百名代表參加的會議，制訂了《共同綱領》，這是新民主主義的藍圖。根據綱領，中國共分為六個大區，其中四個大區都由各區的軍事與行政委員會管理，鄧小平成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劉伯承任主席。鄧同時還是西南軍區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這後一個職務最為重要，這使鄧的職務高過了劉伯承和西南地區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區的所有黨政軍機構，並就該區所有事務直接向北京黨中央書記處負責。

　　西南區包括四川、貴州、雲南和西康四個省，這四個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是在過去二十年遭到了很大破壞，先是軍閥統治，接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及軍隊又把它作為主要的徵兵徵稅基地。貴州貧窮多山，位於緬甸（有許多國民黨殘兵敗將在緬甸避難）和印度支那邊緣的雲南省也是這樣。西康從種族上或自然地理上講是西藏的一部分。在四個省裡，尤其是雲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區住著非漢族的少數民族，他們過去一直認為漢人是他們的敵人。這一地區的總人口大約將近一億五千萬，面積約五十萬平方公里。

　　鄧小平、劉怕承與他們的同事為自己制訂了三項基本任務：建立法律秩序，促進經濟復蘇，進行土地改革。由於軍閥主義遺毒，以及這個地區地理上及種族上的種種特殊情況，使這三項任務完成起來卻相當困難，山區裡活動著各種武裝士匪，其中包括不少前國民黨殘餘部隊。大量土地被用來種植罌粟，尤其是貴州和雲南，人們常以此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區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訊條件十分落後，人們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壽命很短。然而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裡，共產黨和解放軍清剿了這一地區的土匪，並以北方根據地為榜樣建立了一個新的地方政府。由於在此之前共產黨在這個地區只建立過臨時根據地，同時部隊裡只有少數幹部有行政管理的經驗，所以國民黨的不少管理人員被繼續留用，另外又從當地中學和大學新畢業的學生中吸收了一些充實新的幹部隊伍。

　　要想促進經濟復蘇，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以及抑制通貨膨脹。像在中國其他地區一樣，解決通貨膨脹的辦法只能從兩方面著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給。抑制需求就是通過發行公債積極鼓勵儲蓄。同時，強制所有企、事業單位，各種行政、軍事機構將手中的現金存到新建的中國人民銀行去，這祥就限制了私人銀行的貸款能力。從供給的一方面看，在恢復了交通之後，成立了國有公司，經營食品和農業產品的批發貿易。在新的政治氣候下，這些措施的採納勢在必行，並且很快地產生了效果。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到1951年已經驟然下降到20％，至1952年進一步降至1O％以下。

　　在四川，鄧童年時代發生的「保路運動」雖然導致了清王朝的滅亡，但是並沒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鐵路。1949年在整個四川省仍舊還沒有一公里的標準鐵軌。在公開記錄中，並沒有什麼能夠表明鄧小平、劉伯承這兩個四川人覺得這是他們故鄉的一種恥辱。不過，他們兩人進入四川後很快就決定從並不寬裕的經費中撥款用以修建從重慶到成都的一段三百英里的鐵路線。這段鐵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鄧即將離開這一地區之前正式啟用了。在這個鐵路開通典禮那天所拍攝的三張照片被收錄到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裡，從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他為自己參與完成的這項事業而驕傲。

　　在三大任務中，鄧和其他人推動的土改最具有革命特性。195O年頒佈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條明確規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

　　這是從根本上廢除封建剝削，同時也是一場社會、政治和經濟的革命。千百年來，地主階級控制了中國農村，包括鄉鎮的社會生活，他們同時也操縱了政治生活，這是因為無論是封建王朝還是民國政府都沒有在縣以下設立政權。所以在中國成千上萬的村莊裡，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維護，公路、河流水利系統的保養，全控制在地主階級手中，他們甚至操縱縣長及其幕僚作為其代言人。他們通過地方自治會，從事大量諸如疹建廟宇，農產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災難時分發救濟糧等工作。而今，從195O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兩年的時間裡，地主階級被消滅，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屬在內）也許有一千五百萬人被剝奪了大部分財產，只留下一小塊土地自行耕種，或到工廠、商店中去做工。他們之中有許許多多人被處死了。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次大的社會革命。

　　土改使黨的影響深入到中國的每一個村莊。在土改期間，黨派出土改工作組去動員那些無地的雇農和其他貧農起來控訴地主，對地主進行痛斥和鬥爭，結果是傳統上被奴役的農民得到解放並樹立了革命的責任感。在這之後，黨的力量並未撤走，而是建立起農村支部，把許多在土改中走在前面的農民積極分子發展到黨內來，這些農村黨支部成為政治控制體系中的神經末梢，它們深深地紮根於農村社會之中，這是人們以前所未能想像得到的。

　　在經濟上，土改建立了相當新型的所有制體系。貧苦農民，也就是那些沒有土地的或者僅擁有一點不足以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階級則失去最多。不論是從土地的佔有還是土地的耕種兩方面都達到了均貧富。

　　鄧小平和其他共產黨領導者一樣積極地推動土改運動，儘管這意味著他自己的親屬，包括他的二弟鄧蜀平，也許還有其他一些親屬也受到剝奪。但鄧小平把鄧蜀平、繼母夏伯根、繼母的女兒鄧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鄧先烈接到重慶，安排他們和他自己住在一起。為此，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猛烈的攻擊。由於鄧文明在廣安的知名度，同時如果地方共產黨知道鄧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鄧小平的親屬，那麼在士改中他們也許不會受到激烈的粗暴對待。但鄧小平採取的辦法卻更為高明，這既保證了其親屬的安全，同時也救了他自己。一旦他的親屬收到威脅而求救於他或者如果地方党的領導向他請示如何處理他的親屬時，他將面臨尷尬的選擇，而現在這個問題則不存在了。

　　1952年7月，事先得到或者也許沒得到通知，鄧小平被調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區工作了僅兩年半，但這段生活使得他那本來就已豐富的經歷更加充實了。這段經歷以及他在那些年的功績，使得毛和其同事決定凋他進京。事實上，這一調動是最有決定性的。在此之前的整整十五年裡，鄧一直在地方上工作，有人認為鄧同毛的私人關係影響到這次調動，這個猜想無疑是錯的。如果稍有區別的話，應該說鄧同劉少奇及周恩來——毛的最重要的副手——的關係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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