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22)_伊文思

二二

　　就在鄧小平留在山區這段時期，毛澤東從集體領導中的一員變成了党的領袖。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開的黨的七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書記。藉此，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核心作出了許多重要的決定。他的「思想」，被尊奉為黨的指導一切工作的新的準繩。他既獲得了一個正式的權位同時又獲得了思想上的祟高地位，這連斯大林也是望塵莫及的。

　　毛的正式崛起只不過是擴大了他的權力和聲望。早在1936年初，他在書記處排在洛甫、博古、周恩來之後時，他的權力就比他們任何人都大。他作為黨的實際領導人會見了埃德加·斯諾。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沒有得到國際的認可，他不可能走得很遠。因此，1937年7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對毛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王稼祥曾在遵義第一個表態支持毛澤東，後來他去了莫斯科治病。1937年7月王回到延安，帶來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稱毛為「中國人民的領袖」。

　　雖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這一年裡，毛的日子並不好過。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個政治局委員王明、康生、陳雲回到了中國，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開的中央全會所通過的決議，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軍事戰略上的主張。通過這一年毛發現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一直存在分歧。即在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產黨是應保持相對獨立性呢？還是一味地妥協退讓？王明的口號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王明能說會道而且狂妄自負。1931年在上海時，他撰寫和散發了一本小冊子《兩條路線——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表明了留蘇派的完整的政治綱領，並且成為當時控制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參考手冊。他作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後，成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他認為完全有權力以党的名義發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號召建立一個新的統一戰線。

　　由於這一原因，在王回來後大約半年時間內，毛成為「少數派，有時完全被孤立」，後來形勢變化主要因為王的政治幼稚。他不是呆在延安，這兒他既可以影響其他領導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聯繫，而時選擇了1938年夏去武漢，捲入和國民黨將領以及政客們辯論關於能不能組織民眾像西班牙共和國保衛馬德裡那樣保衛城市問題。當他回到延安後，發覺政治局中已沒有他發言的權利了。政治局請他在隨即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作主旨報告，但是後又拒絕他的草稿而由毛替代他作報告。

　　這樣，王明這顆明星很快暗淡了。在隨後召開的糾正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中央委員會上，他繼續擔任了一段時間的中央統戰部部長，撰寫了許多文章在黨報上發表。但是這一職務後又以適當理由為周恩來所替代。後來他成為非常活躍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黨的代表大會上，他重新入選中央委員會，但其地位已經很低了。60年代他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公開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國人的幫助，他逃往蘇聯，飽受背井離鄉之苦，70年代死在那裡。

　　毛在合法性和政治權力牢固之後，著手加強理論地位。在這個領域，此時他在黨內的影響仍然很大，也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按照後來的情況，毛的最重要的一個分析是關於中國革命進程的階段和共產黨與社會的關係。毛把中國革命的前社會主義時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至1918年屬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範疇；第二個階段其社會待征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要求建立「包括無產階級和農民在內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政治制度，他稱第二個時期為新民主主義時期，並著手給其政治、經濟、文化綱領下了恰如其分的定義。正是在這個框架內，後來制定了進一步的政策建議，特別是在1945年他建議成立一個民主聯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的政府。

　　在談到黨和社會的問題時，毛協調了民主與專政的關係。他的這一理論框架的核心是群眾路線，正如他所寫的：在我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群眾路線有兩個根源：中國千年的傳統和非中國的盧梭主義以及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傳統。毛在綜合這幾種觀點時強調黨的作用，並使之置於党的領導之下。但是，他堅定地把群眾觀點看作是黨在實際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義（根據原文譯出。/譯注）遵循的要素揉進到中國的現代政治文化之中。

　　為了清除王明的觀點在黨內的影響，代之以自己的觀點，1942年2月毛在延安發動了「整風運動」，這一運動在此後的兩年中遍及各個根據地。他選擇了三種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為予以批評，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在他的思想中，這第一、二個問題都有雙重表現。例如主觀主義就體現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這次運動期間，主要批判了教條主義。運動正式結束時沒有人被點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中被認定為教條主義。

　　整風運動是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開始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口號下進行的，這和3O年代初期留蘇派在各根據地進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長的會議常常陷於非常緊張和不愉快之中，被稱為「鬥爭會」。1937年戰爭爆發後有幾個文化人從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們中幾乎所有的人在最後都承認犯有錯誤。但有一個作家寫了諷刺雜文批評了延安的說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進監獄，幾年以後被秘密處死。對於他的死，康生要負責任。康生曾在蘇聯受過特種訓練，和毛1939年結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識多年。在整風運動期間，當康生企圖把黨員在搶救運動中的缺點寫進檔案時，毛制止了。二十五年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給予康生以很大的權利。自從1939年回延安後，鄧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參加七屆一中全會，他第一次被選為中央委員，在四十四名委員及三十三位候補委員中他排在第二十八位。或許因為他沒有親自參加七大，因而無法讓與會代表深刻地瞭解他。因此中央委員會的這項排名，與他1943年以後所擔負的重大責任，以及他隨後所擔任的職務並不相稱，與毛對他才能的評價及與他的同伴相比，亦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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