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8)_伊文思

八

　　鄧小平在莫斯科度過了十一個月。開始他就讀于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這所大學是1921年創辦的，目的是培養來自蘇聯境內外的亞洲工人，讓他們瞭解革命理論和方法。它存在了幾乎二十年，為烏茲別克、哈薩克、蒙古和朝鮮培養了一支穩定的力量。這支力量操縱著蘇聯和蒙古的黨和政府的機構，推動了各地革命的發展。在20年代，數百名中國共產黨員包括曾在黨內升至很高職位的劉少奇和任弼時，都曾在該校學習過。在蘇維埃政權的完全控制下，它只對共產黨員開放，所以很少引起國際注意，也未引起蘇維埃政治的緊張。

　　幾周之後，鄧小平轉到中山大學。這所大學是蘇聯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培養人才於1925年秋季創辦的，後來卻成為中國內部爭論的一個焦點，以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間不斷的權力鬥爭的一個場所。五年後，斯大林認為這所大學帶來的麻煩多於它存在的價值，於是決定把它關閉。

　　按理說，這所大學由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同管理，一名國民黨高級人員還擔任過該校的董事。它的經費來源至今仍是個謎，一種傳說是蘇聯黨仿效法國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賠款基金；另一種傳說是，國民黨勸說一些中國富商，定期匯款到該校。不管錢來自何方，反正這所大學經費充足，所有的學生都發津貼，而且吃、住、穿均是免費的。

　　這所大學擁有一大批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校長卡爾·羅德是位波蘭人，1917年曾擔當過列寧與德國帝國政府間的調解人。他是一個通曉多國語言的語言學家，並且有大學者的美譽，他生活不修邊幅，嘴裡總愛叼著煙袋鍋。他喜歡演講，常常一次就能講兩小時以上。儘管他從未到過中國，但他講的主題卻是中國革命運動。他的許多聽眾一定都對他的推理才能感到驚訝。

　　不過，羅德深受學生愛戴。二十五歲的副校長米夫，是一個非常喜歡炫耀自己的人，並不受學生歡迎。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支部的一名成員，他認為蘇聯境外的共產黨的首要職責是保衛蘇維埃國家，共產國際的根本職能就是保證這一目標的實施。在這所大學裡，米夫的主要任務就是尋找能接受這些觀點的年輕的中國人。按照他的選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聰明伶俐、熱衷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沒有任何實際政治經驗的學生，他在其他學生身上花費的時間很少，所以學生們自然對他表示反感。1927年，中國統一戰線瓦解和斯大林廢黜托洛斯基的運動開始後，米夫對多位共產黨員學生進行了無情迫害，因為這些學生認為托洛斯基有關中國的政治見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確。

　　米夫成功地組織了一個秘密小組，在中國稱為「回國留學生」、「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或不客氣地稱為「斯大林的中國小組」。自1931年至1935年，他們的領導人控制了中國共產黨，實施了現在稱之為錯誤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政治和軍事戰略。1945年，毛澤東在有關黨的歷史決議中正式否定了這次路線。這個決議是一個尖銳批評的傑作，它堅決要求錯誤路線的支持者進行自我批評。然而，這個決議並未說這個路線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說正是因為這一路線是來自莫斯科的，因而其追隨者才不得不服從這一路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在這段時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時，毛卻成為處處維護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產黨人。因此，他對維護斯大林在中國的名譽的程度遠遠高於米夫的弟子們。

　　這個秘密小組的最重要的成員是陳紹禹（他革命時的筆名為王明）、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和王稼祥。他們都多才多藝。王明能寫善辯。關於博古，埃德加·斯諾的第一個妻子海倫·福斯特·斯諾（埃德加·斯諾是美國旅行家和作家，1936年夏天他在共產黨根據地陝北採訪了四個月。之後他寫了一本名為《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的著作，這是一部既可作為奇遇記又可作為生動報告的經典之作。他首次向世界報道了中國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傳聞或民族主義的宣傳。毛澤東、周恩來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許多領導人，都向斯諾談過他們的早期生活。/原注）在1937年是這樣描寫的，「他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畫則可將他勾畫為單薄、體弱、勞累過度、半病態，並戴著深度眼鏡，他厚厚的亂蓬蓬的頭髮，給人一種似乎頭重腳輕的感覺」。但他非常勇敢（在30年代初，他冒著遭逮捕和處死刑的危險，在上海幹得比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領導人的時間都要長）。他很快就承認，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們都需要什麼，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歲，對世界的瞭解相當多。他的父親是商人兼學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學者。他在加里福尼亞度過了兩年，上過一些大學的課程，並在舊金山的中國華僑雜誌社工作過，他英語講得很好。沒有筆名的王稼祥則是另一個勇敢的男子漢，在長征前和長征期間，他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胃病的折磨，1933年當鄧小平政治上失寵時，他曾以自己的獨到的見解幫助過他。

　　據研究鄧小平的人介紹，鄧並不認識這些從莫斯科回國的學生。這或許不太屬實。他一定知道副校長已網羅了一群親信，至少也聽說過他們的名字或見到過他們。王明和博古在另一班，可能是因為他們會講俄語。以鄧堅定的愛國精神和很有主見來看，無論如何他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國人說什麼都唯命是從的人有太多的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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