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23)_學達書庫

二三

　　地主鄉長嚇得要死，回到家趕快就把抗日捐和罰款如數交給紅軍遊擊隊。以後，他走到哪裡講到哪裡：「紅軍真厲害呀！……」有了他的義務宣傳，周圍的地主再也不敢與紅軍遊擊隊相對抗了。

　　在敵我爭奪比較頻繁的邊緣地區，紅軍建立的「白皮紅心」的兩面政權，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爭取原來的保、甲長為紅軍做事；另一種是把秘密共產黨員派進去做保、甲長。對於那些無惡不作的保、甲長，紅軍予以堅決嚴厲的懲辦。這樣就使大批保、甲長保持中立，真正把反動的孤立了起來。

　　粟裕領導開闢的浙南遊擊區的範圍越來越廣泛。他常常把活動的重點放在對敵人威脅最大、對外界影響最大的浙贛線南側，有時打到湯恩伯的老家武義，有時打到陳誠的老家青田，有時逼近蔣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當然，這些地方不容易接近。

　　有一次，紅軍遊擊隊準備去打溪口，敵人發覺後，派了三個團來堵截。

　　遊擊隊不得不暫時向天臺山以南轉移，打了一個下午，趕了七八十裡夜路，才甩開敵人。

　　由於紅軍有了若干公開的、半公開的和秘密的遊擊基點，打仗疲勞了，一個晚上急行軍便進入遊擊基點。遊擊基點的群眾基礎好，封鎖消息嚴，住下來休整三五天沒有問題。然後，待偵察好敵情，作好了新的行動部署，再跳出去打擊敵人。

　　到1936年11月，粟裕領導下的浙南遊擊根據地擴大到飛雲江中游的南北兩岸，包括瑞安、平陽、泰順、福鼎，以及青田、景甯、麗水、壽寧、霞浦、慶元、永嘉等縣的部分地區，縱橫二百五十多公里。在這一地區先後成立了十個縣委和一個中心縣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員會；普遍建立了黨、團基層組織和貧農團、工會、婦女會、少先隊等群眾組織；建立和發展了地方武裝和群眾武裝。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逐漸高漲，粟裕適當地調整了對敵鬥爭的政策和口號。對國民黨的鄉、鎮、保長由鎮壓改為爭取；地方紳士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許自由來去：把「窮人不打窮人」的口號改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把「歡迎白軍士兵殺死官長拖槍當紅軍」改為「歡迎白軍官兵槍口對外和紅軍共同抗日」。

　　到1936年底，粟裕領導的挺進師由幾百人發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遊擊隊和群眾武裝達數千人。其活動範圍擴大到溫州、台州、處州、金華、衢州、紹興地區所屬的三十多個縣，在浙江又打開了一個大發展的局面。

　　粟裕在浙南領導的遊擊戰爭如火如茶的時候，蔣介石卻因為大逆不道而被張學良困在西安。

　　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到達西安，親自督戰，迫令張學良、楊虎城立即把軍隊開赴陝北「剿共」前線，否則，要把東北軍調往福建，西北軍調往安徽，由「中央軍」在陝北「剿共」。

　　蔣介石的方案與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的志向相矛盾，而且危及張、楊部隊的生存。

　　12月7日，張學良到臨潼華清池蔣介石住處，向蔣「哭諫」：國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後關頭，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內戰，不足以抗日。繼續「剿共」，斷非出路。

　　蔣介石勃然大怒，訓斥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中共的迷惑。最後竟拍案厲言：「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

　　9日，西安學生萬余人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舉行示威大遊行。

　　學生集會時，警察開槍射擊，打傷十二歲小學生一人。

　　學生要求到華清池向蔣介石請願。蔣聞訊後，親自打電話給張學良，要張制止學生的行動，否則格殺勿論。

　　張學良去勸阻學生，並表示在一星期之內用事實來答覆學生們的要求。

　　為了向張、楊施加壓力，蔣介石宣佈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甯邊區總指揮，陳誠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

　　12月11日，張學良、楊虎城定於次日晨發動兵諫。當日晚，張學良再次赴臨潼，對蔣介石作最後一次勸諫，仍遭蔣介石訓斥。夜間，張學良趕回西安並與楊虎城分別召集親信舉行緊急會議，佈置兵諫。

　　12月12日晨5時，東北軍數名軍官率衛士一個連，到華清池解除了蔣介石衛隊的武裝，活捉了跳牆藏匿的蔣介石，囚禁了隨蔣至西安的蔣鼎文、朱紹良、陳誠、衛立煌、陳調元等幾十名國民黨軍政要員。

　　西安事變暴發，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國民黨內部亂作一團，極為驚恐，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剿共」的囂張氣焰。粟裕領導的浙南遊擊區乘勢獲得一次較大幅度的發展。

　　1936年冬，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紅軍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西安事變半個月後，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說道：「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沒有西安事變，轉變時期也許會延長，因為一定要有一種力量來逼著他來轉變。」「十年的內戰，什麼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

　　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逮捕以後，通電全國，說明發動兵諫的原因，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八項政治主張。

　　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中共的周恩來，來自南京的蔣氏代表宋美齡進行談判。宋美齡承諾「停止剿共」、「三個月後抗戰發動」。蔣介石當面向周恩來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西安事變後，陝北紅軍主力已集結于一方，陝甘寧根據地已初具規模，國民黨軍隊對陝北紅軍小打小鬧無濟於事，大打大鬧一方面苦於鞭長莫及，另方面又不敢全然不顧在西安的承諾而食言自肥。

　　但，南方的紅軍遊擊隊目標較小，實力不及陝北紅軍主力，且又處於國民黨軍隊的肘腋之間，蔣介石正好以此來煞氣洩憤。

　　蔣介石從西安生還之後，加緊了對紅軍南方遊擊區的「圍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總指揮劉建緒接替上臺還不到兩個月的張發奎，擔任閩贛浙皖四省邊區主任，又派國民黨CC　系骨幹分子朱家驊接替黃紹竑任浙江省主席，調浙江省保安處副處長蔣志英到溫州地區主持「剿共」。

　　劉建緒調集國民黨主力部隊六個師、兩個獨立旅及地方保安團共四十三個團，籌劃對浙南遊擊區進攻。

　　劉建緒的兵力比羅卓英「圍剿」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兵力更多更大。但這時紅軍在浙南的遊擊根據地也比浙西南時期更廣更大。劉建緒無力採取「包剿」戰術，於是採用拉網式的包圍戰術，構築稠密的碉堡工事，專門組織了「浙閩邊清剿指揮部」，同時又強迫群眾組織「聯甲」、「剿共義勇隊」、壯丁隊、進行移民並村；還焚燒了邊區的零星房屋、逐日配發居民的柴米油鹽，企圖利用這些手段把群眾與紅軍隔離開來，竭澤而漁，消滅紅軍遊擊隊。

　　在強敵面前，為了保存紅軍遊擊隊，堅持武裝鬥爭的旗幟，粟裕確立了新的指導思想：把隱蔽精幹、保存力量同機動靈活、積極作戰的方針統一起來。

　　針對敵人「大拉網」的戰術，粟裕採取與敵人相向對進、易地而戰的打法。國民黨軍隊梳過來，紅軍遊擊隊就鑽過去。「你要我的山頭，我要你的後方」。為了對付敵人大規模的「圍剿」，粟裕把隊伍化整為零，由開始百把人集中行動，逐漸分散到幾十人、十幾人，甚至幾個人。將士們已鍛煉成了遊擊高手，可以組自為戰、人自為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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