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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羅瑞卿走上軍隊和國防領導工作崗位時期,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期。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世界局勢動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的世界政治力量格局中存在的四種力量:社會主義力量、堅持戰爭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國主義的力量、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當時稱為第二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獨立國家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當時稱為第一中間地帶),其內部和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發生分化和改組。中國的周邊的國際局勢趨向緊張。中印關係、中美關係、中蘇關係漸趨尖銳化。

  中國面臨來自多方面的公開的和潛在的侵略威脅、戰爭挑釁和軍事壓力。在這種動盪和緊張的局勢中,中國如何堅持獨立自主,反對來自各個方面的霸權主義,以維護中國的民族尊嚴和利益,維護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利益,維護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利益,是中國共產黨在國際關係問題上考慮的中心。

  當時黨內對戰爭危險作了嚴峻的估計,從準備最壞的可能出發,立足於早打,大打,立足於幾個方面都來打。備戰成為影響黨的政治戰略和經濟戰略、軍事戰略的主要因素。

  羅瑞卿就是在這多事之秋走上軍委領導崗位的。他堅決地執行了黨的一系列戰略部署,為維護黨在軍隊的領導地位,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發展國防尖端武器,建設強大的陸、海、空三軍,健全全民防禦體系,消除邊境不穩定因素,來往奔波,風塵僕僕,席不暇暖,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60年的一天,中央軍委總參謀長辦公室。

  《解放軍報》總編輯李逸民匆匆地上樓,走向羅瑞卿的辦公室。他剛接到羅總參謀長的電話,要他來談一個問題。李逸民深知擔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對軍報的工作很關心,經常給他打電話提出自己的意見,有時還親自修改報社的重要文章。

  李逸民輕輕地叩門,門便開了,羅瑞卿高大的身軀出現在門口。李逸民忙敬禮,羅瑞卿還了禮,便面帶微笑地拉著他的手說:「逸民同志,來,坐下,我們談一個問題。」

  李逸民落座後,羅瑞卿就開門見山:「報紙你們在搞,我放心,但毛病不少。第一條,新聞導語你抓住沒有?

  我看很多沒抓住;第二條,新聞報道典型人物事件,像老太婆的裹腳布,又臭又長,誰能看那麼長的文章。」

  羅瑞卿見李逸民有些緊張起來,忙頓了頓,語氣平和起來:「你看過魯迅寫的東西沒有?」

  「看過。」

  「這就對了,有一篇答覆國際文學社怎樣寫文章的,要求短,多一個字都不要,要去掉。可你們現在是一段一段多餘的話。當年延安整風反對黨八股,有人講了個例子:寫一篇挖甘草的文章,先寫挖甘草那天上午的天氣和環境,什麼滿天紅霞,樹林裡空氣新鮮,鳥鳴花盛等一大套,再寫到挖甘草。

  其實,甘草就在腳邊,挖出來就是了,與那些有什麼關係呢?」

  李逸民聽著總參謀長的描述,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他解釋說:「新聞報道有兩種文風,一種就像記帳一樣……」

  羅瑞卿立刻打斷他的話,說:「你的思想還沒有搞通,弄了半天,你就認為我讓你當會計啊?你是大知識分子,不要跟著小知識分子跑,文風要很好整頓,學學毛主席《反對黨八股》那篇著作,不要下筆千言,離題萬里。」

  看著李逸民神情開朗起來,羅瑞卿才「放」他走了。

  羅瑞卿對軍報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緊。他在審定報紙的宣傳要點和計劃時,再三強調要大力倡導深入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宣傳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等。他在給軍報領導的信中說:「我是這個報紙期期細讀的讀者」。在1965年受林彪迫害之前,每天清早他看了當天的軍報以後,總要提出他的意見,或表揚,或批評。報社夜班編輯下了班,常常等著聽他的意見才去睡覺,大家說:「不這樣就睡不安生。」為了使辦報的同志及時瞭解中央軍委的精神搞好宣傳,1960年他提出並經批准,讓軍報的領導列席軍委辦公會議。

  一些重要文件和資料,凡有必要,便很快地批給軍報同志看。發現部隊的重要問題和情況,就要軍報的同志去調查採訪;不論是開會或是看演出,他常常要問軍報來人了沒有。這樣,就使軍報能夠儘快地瞭解和貫徹中央軍委的意圖,使軍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央軍委的喉舌和銳利的思想武器。

  1961年春,他親自幫助軍報社總結出辦報的一條根本經驗:就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執行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1964年建軍節前夕,他為軍報八一社論定的題目是:《井岡山堅定徹底的革命精神萬歲》。這篇經他審定的文章闡明了革命大旗插上井岡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批判了那時個別人的「長夜漫漫何時旦」,「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傾論調,指出:「發揚堅定徹底的革命精神」,「歸根到底,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

  林彪也很重視抓報紙,他最關心的就是運用報紙迅速貫徹他的「指示」。

  一次,他在廣州軍區講話說:「將軍下連隊要執行『五同』,但有些同志也同也不同。」講話後,他讓秘書整理成文送《解放軍報》發表。不久,林彪看到刊載這篇講話的報紙,他發現這句話有毛病,與軍委規定不一致,就叫秘書打電話給《解放軍報》,要他們趕快把報紙收回來,國內的收不回,國外的一定要收回,並指責《解放軍報》「看稿不仔細」。總編輯李逸民只得接受批評,並為此寫了一分檢討呈送羅瑞卿等領導人。

  羅瑞卿看到這份檢討後,對林彪的做法很反感。在當天的軍委辦公會議結束後,他叫照例列席會議的李逸民留下來,對他說:「你在我手下工作那麼多年,我批評你後從沒有要求你寫過什麼檢討,這次怎麼搞的,為什麼秘書一個電話,一句話登錯了,就寫檢討?你送給我的檢討,我看了,本來想批一下,這種檢討不必要,脫褲子放屁!共產黨員的風格要敢作敢為敢當,該服從的要服從,該頂的要頂!不由你負責的,不要雞毛蒜皮都往自己口袋裡裝。首長的批評,我們要注意。可首長幹什麼的?

  自己講的,自己看的,自己不負責?我羅瑞卿講話不少,你們也登了,錯了對了我自己負責。今後,你們做錯了的要檢討,不錯的不要隨便檢討。」

  1962年4月30日深夜。武昌。

  毛澤東與羅瑞卿之間的一場私人談話正在進行。毛澤東坐在沙發裡,右手夾著一支香煙,抽了一口,又緩緩地吐出煙氣,用慈祥的目光望著挺身坐在沙發邊上的「羅長子」。

  談話的內容是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確切地說,是林彪在會上的一篇講話。

  七千人大會是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參加會議的不僅有中央、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的領導同志,甚至地委、縣委和重要工礦企業的負責人,部隊的負責同志也到會。

  在這次大會之前,1961年1月召開了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會上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黨內許多老同志就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發表了不同的意見。

  七千人大會就是為統一思想增強團結召開的。在這個會上,劉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一個書面報告草稿,總結了建國以來十二年,尤其是1958年以來的四年的經驗,指出在這四年中的種種嚴重不協調現象。劉少奇在對書面報告作說明時指出,關於對成績和缺點的估計,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作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從全國講,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也可能是七個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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