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曹禺傳 | 上頁 下頁


  萬德尊於1909年初學成回國。回國後,便被委以軍職。不過,他沒有再回到湖北,而是到了天津。據說,當時直隸總督端方對德尊頗為器重,任命他為直隸衛隊的標統。標統,按現在的軍職來說,相當一個團長。從萬家的家譜來看,他的官位也不算高,但終於躋身于官僚行列之中,較之當私塾先生不知要強了多少倍。按說,他該心滿意足了吧?不,他總覺得他不該當武官,也許他就不該去習武。他那文人的習性改不過來,他喜歡舞文弄墨。因之,他當了標統不但未能使他如願以償,反而常有懷才不遇之感,在內心深處交織著苦惱和憂鬱。

  萬德尊當官的年代,正是滿清政府面臨覆滅的前夜。種種腐敗相已暴露無遺。1909年1月,清改年號為宣統。載灃玩弄假立憲之手段,命令各省成立諮議局,以維持垂死的封建統治,鎮壓日益高漲的民主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日益加緊掠奪侵吞,清政府媚外賣國,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兩湖一帶發生旱災水災,米價飛漲,餓殍遍野,不斷發生搶米抗捐風潮,只1909年全國各地群眾反抗鬥爭就達130多起。直到1911年初,全國革命浪潮風起雲湧,先有震驚全國的廣州起義,繼有全國的保路風潮,而終於10月10日爆發了辛亥革命。在這次民主革命的大動盪中,萬德尊並沒有被革命趕下臺,當北洋軍閥袁世凱竊得大總統的職位後,他也隨之成為中華民國的武將,而且不久,還被授于陸軍中將的軍銜,一度被派到宣化任鎮守使,相當一個師長。

  民國之後,萬德尊之所以能夠不斷升遷,頗得力于黎元洪的提攜。黎元洪當大總統時,他還做過黎元洪的秘書。但好景不長,隨著黎元洪的下野,他也只好棄官避居天津,從此賦閑在家,一蹶不振,直到死去。在民國初年軍閥混亂的年代,各派軍閥猶如走馬燈一樣,輪番上臺表演,成者為王敗則為寇。因此,有的軍閥鋌而走險青雲直上,也有的很快跌下馬來。萬德尊不走運,他被混戰擠軋出來,便再無心去掙扎了。其實,他並不是沒有機會,沒有可攀的關係,他也不是不能去做事了,閻錫山就曾邀請他出來,但是,他不願再幹了。他沒有再出去做事,也許他厭倦了軍閥混戰的亂世,也許他覺得自己不是那種人,就像他的老同學閻錫山那樣盤踞一方成為軍閥,他不願去冒那種風險。曹禺說:「我父親做官不得意,他說他做了一輩子官是做錯了,堅決反對我去做官。雖然,他做的是武官,可他從來沒有打過仗,他不是那種秉性黷武之徒。」相反,曹禺說:「在我的記憶裡,他又有些軟弱、善感。他有一手好文筆,能作詩也能寫對聯。有時又滿腹牢騷,像一個懷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他這一方面的性格,後來影響我在《北京人》裡所寫的幾個人物,譬如曾皓、曾文清、江泰。」他在天津當起寓公,抽上鴉片,那種沒落文人的習性倒使他苦悶異常,那光宗耀祖的願望也化為泡影了,他被打敗了。不是萬德尊一個人,而是像他那樣的一批人為歷史所淘汰了。他有時不甘心,可他又不願像有些軍閥那樣在亂世中去投機,去冒險,加之,他沒有冒險家的膽量,這就不能不使他內心常有一種莫名的煩惱和苦悶。他才40歲,就覺得老之將至,潦倒不堪。或成日和幾個朋友一起飲酒賦詩,或躺在煙燈前面,在煙霧繚繞中麻醉著自己。他發脾氣,罵大街,摔東西,打下人。似乎什麼他都看不順眼,他內心苦悶極了。但是,他不懂得他的苦悶又給他的家庭帶來多麼沉悶而抑壓的空氣。曹禺是這樣回憶他的父親和家庭的:儘管我的父親很喜歡我,但我不喜歡我的家。這個家庭的氣氛是十分沉悶的,很彆扭。我父親畢竟是個軍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氣很壞。有一段時間我很怕他。他對我哥哥很凶很凶,動不動就發火。我總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飯,他常常在飯桌上就訓斥起子弟來。

  我父親這個人自命清高,「望子成龍」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來。哥哥30多歲就死去了,到現在我還不大明瞭他。他們父子兩個人仇恨很深很深。父親總是挑剔他。其實,我們都是一個父親,只不過不同母罷了。但是,哥哥恨透了父親。家中空氣是非常不調和的。我父親40歲就賦閑了。從早到晚,父親和母親在一起抽鴉片煙。到我上了中學,每天早晨去學校,下午四點回家時,父親和母親還在睡覺,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裡,整個樓房沒有一點動靜。其實家裡人並不少,一個廚師,一個幫廚,一個拉洋車的,還有傭人和保姆。但是,整個家沉靜得像墳墓,十分可怕。我還記得,我的父親常常在吃飯時罵廚師。有時,他一看菜不滿意就把廚師喊來罵一通。有時,也不曉得為什麼要罵人。我母親說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大發脾氣。真是個沉悶的家庭啊!每當曹禺向別人談起他的父親、他的家庭,都是這樣說的。一個如此沉悶而令人窒息的家庭,又怎麼能指望曹禺有一個心情歡悅的童年生活呢?

  萬德尊確實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他賦閑在家,經常約些朋友一起飲酒賦詩。他結識的朋友也多半是些閒人。曹禺曾對我說:「當時和我父親交往的有一位周七爺(又叫周七猴),他是周叔皘的叔叔。還有一位叫饒漢祥。還有一位方先生,我稱他叫大方先生,曾做過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的老師,揚州人。他專門搜集各種古代錢幣,把它圍在腰中。他還教過我幾天書。他干涉我家的事,鼓動我大哥逃走。」這裡說的周七爺,他家是天津一個著名的封建買辦官僚的大家族。他的哥哥是周學熙,1912年在袁世凱的政府裡做過財政總長,曾經參加袁世凱同五國銀行借款2500萬鎊的賣國借款合同,但沒有多久就下臺了。周學熙依恃和利用袁世凱的勢力進行工業投資,在河北省乃至天津形成了一個以周學熙為首的工業財團,如唐山的開灤煤礦、啟新水泥廠、耀華玻璃廠,直到天津的華新、中天等廠,都屬￿這個官僚買辦財團的控制範圍。萬德尊因為和周七爺的過往關係,也把自己的錢存到這個財團的銀行裡,因此曹禺從小也有許多機會接觸和觀察周家這個官僚買辦家庭的生活,瞭解這個大家族的許多人和事,甚至熟悉這個財團的興衰榮枯的變遷。曹禺說:「周家和我家是世交,我到他們家去過。周家的擺設很氣派,《雷雨》的佈景就有周家的印象在內。周七爺和我父親詩文唱和,喝酒。這個人非常之可愛,但我沒寫過他,現在要寫他都可以寫出來。他一邊騎驢一面做詩,有時還騎到北京去。我父親死後,只有母親一個人。還有一個周九爺,他那時對我家裡幫助不少,我家才能過下去。」

  萬德尊把平時寫的詩文和對聯都彙集在一個冊子裡,並給它起名曰《雜貨鋪》。曹禺說:「最可惜的是,我父親的《雜貨鋪》丟失了。有十幾本,他起這麼個名字,說明他頗有些幽默感的。他的詩詞寫得很好。父親不做事了,就靠利息和房租收入,我們有兩所樓房,就前後緊挨著,把靠街的一所出租給別人,房租收入是主要的。《雜貨鋪》裡有他的東西,也有別人的東西,如大方先生,就是個才子,是個名士派。這個人很有意思,身體很結實,冬天很冷,可他家裡從不生火。他教我念書時,念他自己寫的《項羽論》。他是經常在我家吃飯的。《雜貨鋪》裡也有周七爺的東西。可惜再也找不到這個《雜貨鋪》了。我大學畢業時已經知道它的價值了,但是再也找不到了。從這個《雜貨鋪》可以看到我父親的思想。」萬德尊並不是個完全守舊的人。平時,他還訂閱《東方雜誌》等報刊看。他對列寧十分佩服。他曾對曹禺說過:「列寧了不起,是個巨人,是個偉大的人物。」帝俄很窮,政治腐敗,十月革命之後,俄羅斯又振興起來,這點,頗使德尊感慨萬分。舊中國的腐朽的現實也常使他痛心。但當曹禺向他透露對舊社會的不滿情緒時,他們就又談不攏了。他總是叮囑曹禺:「憑著良心去做事!」不贊成曹禺陷入混濁的世事中去。他可能以為自己在亂世中不得意,就不願意兒子再從中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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