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曹禺傳 | 上頁 下頁


  【第一章 童年的苦悶】

  日本的一位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曾寫過一部名叫《苦悶的象徵》的書。他說,藝術是苦悶的表現,文藝是苦悶的象徵。當然,這種看法不無偏頗之處。如果說苦悶對藝術創造是相當重要的,也不是毫無道理。這點,對曹禺來說,倒多少有點真實性。他曾對我說,「你要寫我的傳,應該把我的心情苦悶寫出來。」

  的確,曹禺從小就有著不少的苦悶,好像生來就是一粒苦悶的種子。他上中學時,才不過十幾歲,他的父親就對他說:「你小小的年紀,哪裡來的這麼多苦悶?」連自己的父親都不能理解兒子的內心苦悶,說來都會使局外人感到奇怪。

  從曹禺的家境來說,他從小就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住的是小洋房。家裡有各種傭人:拉車的、做飯的、看門的、打雜的,還有保姆等等。生活優裕得很。按理說是不該有什麼可愁的可苦悶的;但是,他偏偏卻有著許多苦悶。他對我說:「我也不知道我會有那麼多苦悶,可那時我的確是苦悶的啊!」家庭生活的優裕,不但沒有給他增添歡樂,反而成為他痛苦的淵藪了。

  也許有人會說,可能曹禺先天就帶有憂鬱的血質,以致從小就憂心忡忡,心懷苦惱。這自然是說不通的。儘管曹禺的父親不能理解兒子的苦悶,但要理解曹禺的苦悶,還得從曹禺的父親的苦悶談起。原來,曹禺的父親也是一個苦悶盈胸的人。

  曹禺在戲劇創作上是個天才。可是,你要從他那裡去瞭解他的父親,瞭解他的家世,他卻不能給你一個詳細的回答。似乎他很健忘,他說不清楚他祖先的事情。他對他父親的脾氣和性格,有很深的瞭解,但他卻說不清楚他父親的確切履歷,這也多少反映了曹禺的個性。他對他家的有些事是漫不經心的,甚至是很生疏的。並不是家裡人未曾對他講過萬家的家族史,而是他從不記憶這些「家庭瑣事」。他不是故意不記,而是他的大腦不儲存這些信息。因此,當人們問起他的家世時,有許多事他說不清楚,講不出個來龍去脈,年月更是模糊不清;或者是不知道。對於這種尷尬的場面,他總是搖著頭,喟歎一番,而終於說不出一個究竟來。有時,這使來訪者格外掃興,這確是無可奈何的。譬如他童年時代曾有一段十分重要的經歷,他說他六七歲或者八九歲曾隨父親到過宣化,但究竟是幾歲,他始終不能說出個究竟來。除非你調查來一些事實材料,再問他,那也許會從他的記憶庫存中又引起一些回憶,但也不是每件事都能說個明白的。要麼,他就乾脆說,這件事你去問某某吧。但是,有的事他的記憶卻十分清晰,連細節都記得十分真切具體。他念過的書,有的至今都能倒背如流,如美國總統林肯在葛特斯堡的演說,他還能用英文背下來。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說起曹禺的家世,得虧還有幾篇資料,還有他的同族的一位長輩萬枚子的回憶記錄,使我們對他的家族史有個粗略的瞭解。這對瞭解曹禺,特別是瞭解他的父親是很有幫助的。曹禺的父親,名叫萬德尊,字宗石,原籍湖北省潛江縣人。他一輩子都夢想光宗耀祖,實現萬家祖輩代代相傳的理想。但是,他闖蕩一生,卻沒有實現祖宗的理想和願望而恨恨死去了。知道了萬家的家世,就懂得萬德尊的苦悶了。

  據說,在明朝的萬曆年間,江西省南昌府九龍街石門限萬莊,有個叫萬邦的武官,因為當時天下擾攘不安,他便宦遊到今天的湖北省潛江縣定居下來。這樣,萬邦就成為萬氏的支脈在潛江的始祖了。萬邦娶妻楊氏,萬家的子孫便在這塊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繁衍生長。最初的幾代沒有什麼可考的事蹟。到了萬邦的八世孫萬廷琇出生,其時正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萬家開始有些起色。嘉慶五年(1800),廷琇的長子時敘出生,時敘字藹五,號玨田。嘉慶二十三年(1818),廷琇恩貢,候選州判。時敘不如父親,只做了郡稟生,後來又做了私塾先生。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間,時敘給一個病人看病,大概是誤診了,造成死亡事故,遂自縊身死。從萬廷琇開始了萬家的奮鬥史,那就是靠讀書而入仕途。但是,這條道總不能如意,於是,便一次又一次名落孫山,依然不能振興門庭。這樣,萬家的奮鬥史就成為失敗史。

  時敘的兒子際雲是道光三年(1823)十月八日出生的。際雲榜名駿,字祥五,娶妻魏氏。

  俗話說,「家有三鬥糧,不當孩子王」。私塾先生在鄉村表面上受人尊敬,實際上卻是地位寒微,生活貧困自不待言,也為官宦財主人家所不齒,飽嘗著世態炎涼的苦澀酸辛。這樣,一代又一代苦讀而不得發跡的家族命運,使萬德尊從小就深刻地體驗著一個貧窮人家的艱難和恥辱,萬家的失敗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因此,他從小就下定決心,憑著苦讀進入仕途,光宗耀祖,振興家業。在鄉里,德尊有「神童之譽」。天資聰穎,又很用功,15歲便考中秀才,一時傳為佳話。稍後,便毅然離開家鄉,到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求學。德尊一面刻苦攻讀,一面養家餬口。書院每月發四兩銀子的津貼,他省出一半來寄給父親,接濟家用。他常說他是「窶人之子」,「窶人」是湖北潛江土話,就是窮人。他是多麼想擺脫「窶人」的命運啊!

  貧苦的家境,光宗耀祖的思想促使德尊探尋一條發跡的道路。那時,可走的路有兩條:一條是讀書應試的科舉道路。這條路,他家一代一代的人走過了,這是一條風波險惡而希望渺茫的路。到頭來都碰了壁,還得去做私塾先生,真是太令人辛酸了。一條是靠親友的介紹去當學徒,去經商,去做幕友。但是,萬家沒有得力親朋故舊可攀。這條路實際上是被堵塞了。清朝末年,伴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留學外國之風也開始興起。留學外國似乎是一條新路,但這是一條陌生而令人生畏的道路。突然,這樣的機遇擺在德尊面前了。面對這樣一個前程未蔔,不知吉凶福禍的機會,使他躊躇起來。在那時的人們看來,出國學洋務是很不光彩的。只有走投無路的人才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洋人,是一條歪門邪路。生活是逼人的。一個人走什麼道路,有時並不是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當德尊看到科舉道路的渺茫,經商又無門徑的時候,他以為學洋務也許是個機會,能夠實現夙願。於是,便下定決心到國外去闖蕩一番,去爭得一個好前程。好在還有他的舅舅與他作伴同行,也多少增添了他的勇氣。

  光緒十年(1904)六月,萬德尊以清國官費留學生的身份抵達日本東京。先入日本振武學校就讀,畢業後又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這所陸軍學校是很有些名氣的,在日本也算是較老的軍官學校了。和德尊一起的中國同學有後來成為軍閥的閻錫山,還有黃國梁等。魯迅是光緒八年(1902年)東渡日本留學的,魯迅說:「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而八國聯軍遂入京,這年代很容易記,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紀的結末。於是滿清官民,又要維新了,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洋去留學。我便是那時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的人們之中的一個。」萬德尊也是在這種「又要維新」的潮流中去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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