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傳(6)_學達書庫

六

　　去年1月回川以後，陳毅一直給《新蜀報》寫稿。《新蜀報》為了標榜自己的民主精神，允許在報上刊登一些不直接損害軍閥根本利益的反映社會現實的文章。陳毅回川後在為勤工儉學生奔走中寫的許多富有現實感的文章，也被刊用了。這些文章的見解和文采，正是他被聘用的主要原因。擔任主筆，陳毅找到了一個為共產黨工作同時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學才華的天地，心情很好，寫出了大量詩文，抨擊當時黑暗的軍閥政治，在重慶的知識界特別是青年學生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胡蘭畦就是許許多多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個。她直接到報館尋找陳毅。他們從此成了親密的朋友。

　　可也因為這樣，很快引起了當權者的忌恨。當時楊森在吳佩孚支持下據有重慶。在一次宴會上，楊森的秘書長公開對陳毅說：「請陳先生在報上多談點國際形勢吧」。陳毅當然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勸告」。陳毅自己曾說，「我覺悟得比較遲，但一經覺悟就堅決幹」。陳毅繼續抨擊四川軍閥的種種弊政。不久，更在《新蜀報》上發表了一篇據別人回憶題目為《論民眾武裝》的猛烈聲討軍閥政治的文章，惹怒了楊森，「被禮送出川」。

　　在《新蜀報》工作期間，陳毅結識了共產黨員肖楚女，雖然他們在組織上沒有聯繫，但在為共產黨的共同事業奮鬥中成了知交。臨走時，陳毅推薦肖楚女接替了自己在《新蜀報》的職位，為共產黨保持了一個宣傳陣地。

　　這是1923年10月的事。陳孟熙和金滿城多次來信，介紹北京中法大學的情況。陳毅於是決定先去北京入學，再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繫，乃經武漢轉道到北京進入了設於西山碧雲寺的中法大學。

　　入學後不久，1923年11月，經過中共北方區委的考察，由顏昌頤、肖振聲介紹，陳毅從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轉入中國共產黨，成了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第四節「踏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陳毅轉党時，中國共產黨已經從剛建黨時的50余名黨員，發展成為有500多名正式黨員的組織。

　　當時，由於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成功，孫中山在多次挫折和失敗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並於1923年11月25日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上確定了革命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中國國民黨進行了徹底改組。這標誌著國共合作共同進行國民革命新階段的到來。

　　入黨不久，經上級組織批准，陳毅擔任了中國共產黨北京地方委員會（簡稱北京地委）西部區18個支部之一的中法大學支部書記。這是陳毅在黨內擔任的第一個職務。

　　這時最大量的工作就是搞統一戰線，宣傳群眾和發動群眾。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些工作中。他每月召集一次黨的會議，把北方區黨委和北京西部委的指示及時傳達下去，並對共產黨在學校內工作和附近農村的工作認真地進行彙報、總結。他整天奔波忙碌，朝氣蓬勃，正如中法大學的校長李書華以後說的：「陳毅作為學生，哪兒是讀書！讀書是掩護，其實是在搞革命」。

　　為了反對校政的腐敗，由陳毅等7人署名上書校方要求撤換教務主任宋春舫，並因此陳毅等7人被校方開除學籍，又由此而引起了長時間的罷課鬥爭。作為這場鬥爭的核心人物，陳毅忙得廢寢忘食。鬥爭的結果，雖然宋春舫沒有被撤換，但學校的條件得到了一些改善，陳毅等被開除學籍一事也不了了之。

　　陳毅是共產黨支部書記，但他也是學生，他必須讀書，以便將來從事一定的社會職業。陳毅最愛的是新文化的一套書籍，科玄論戰的若干文章他非常感興趣，報上一有他就收集。哥哥孟熙，老同學金滿城，還有在北京新認識的同學李嵩高，都喜歡文學。這樣，陳毅著重學文史哲，一面做黨的工作，一面就「自己發展」搞文學創作。他繼續為《新蜀報》及北京的各報刊撰寫了大量詩歌、散文、雜文、小說，還有譯作和評論。他逐漸同沈雁冰、鄭振鐸、王統照等著名作家發生了聯繫，後來還參加了他們組織的「文學研究會」。

　　1925年春，陳毅與金滿城、李嵩高等還組織了一個文學小團體「西山文社」。

　　當時，共產黨的經費困難，黨員要資助党，還要幫助困難的同學，也是陳毅「只好賣稿子」的重要原因。

　　作為中法大學的學生代表，陳毅還參加了北京市學聯的工作，參加領導北京各校的鬥爭。當時，中法大學在北京各大專院校中是最不成規模的，人數既少，組織也鬆散，甚至連一個統一的宿舍和伙食單位都沒有（同學們只好經常吃小飯館）。但是，每次示威遊行，中法大學的學生卻表現得很有力量。有一次學生遊行與警察發生衝突，陳毅率領中法大學的隊伍迎險而上，使遊行隊伍得以突破警戒線。據當時北京八校之一的北京農大學生，共青團北京西部委書記樂天宇1980年3月回憶，陳毅在各校學生積極分子中很有威信。每當類似這樣的時刻，同學們總是喊：去找陳毅！去找陳毅！

　　「1925年，我離開了學校，開始搞工會工作，學生運動，統戰工作，參加北京地委。文學活動就逐漸停止了。那時是第一次國共合作，黨批准我參加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工作。國民黨方面有吳稚暉、顧孟餘，共產黨三個代表：李大釗、張國燾和我。我同時還擔任學生聯合會的黨團書記」。^①從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于北苑召集軍政會議組織國民軍，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到這年年底孫中山扶病北上，抵達北京後，北方國共合作出現了較好的局面。這時，中國共產黨在北方的領導機關是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共北方區委），由李大釗負責。而李大劊同時又是中國國民黨北京政治委員會的領導人之一。設於翠花胡同8號的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簡稱北京特別市黨部）實際上受中共北方區委的影響，其中的領導骨幹和工作人員多為跨党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中的左派分子。陳毅就是其中之一。

　　①陳毅：《早年回憶》，《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

　　但是，重新被擁為「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的段祺瑞對孫中山毫無誠意。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於北京。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左派和右派迅速分化，7月23日，以後成為「西山會議派」主角之一的戴季陶出版了《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反對三大政策，反對共產黨，反對工農運動。

　　對孫中山的逝世，陳毅是悲痛萬分的。他寫詩讚頌孫中山是「光明的戰士」、「民族的母親」、「吾族空前的英雄」，帶領同學們參加護靈守靈。

　　對國民黨右派在孫中山屍骨未寒的情況下就背叛孫中山的革命政策，陳毅當然義憤填膺。對北京的軍閥政府包括對馮玉祥以及對國民黨內的力量變化，他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人主張依靠馮玉祥」，他「認為到時候馮是會有變化的」。有人盲目地主張「依靠國民黨左派」，他「認為那些左派已經腐朽，應該創造真正的左派」。在鬥爭實踐中，陳毅還深刻地認識到，真正的革命主力軍是「直接受帝國主義者的宰割」的「工人和農人」。他在《誰是救國的主力軍》^①一文中，生動而慧眼燦然他說：「我們和他們談什麼國魂、民族的遺產，他們雖然不懂，即對於我們痛苦流涕的宣講，他們也詫異莫名其妙。但我們與他們說：『現在米價一天貴一天，而且是永遠貴下去。就是說我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艱難起來。我們憑這一點也要起來自救！你們試看到中國來的外國人誰個不闊綽，坐汽車、修高房、穿好衣服、吃好食品，然而我們同胞則面黃肌瘦，無可為生。這便是外國強盜搶了我們。中國的軍閥與強盜勾結，來搶我們。現在強盜搶了我們，公然在上海、漢口、沙面、安東殺起我們人來。所以大家要知道……我們的歸路不是餓死，便是被殺而死。

　　①北京《京報》1925年7月28日副刊《民眾週刊》第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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