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75)_楊公素

七五

　　但蘇加諾總統在國內的地位並不是強有力的，他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維持平衡。他需要軍隊的支持作為他權力的最後憑藉；軍隊需要他，因為他能使軍隊的政治作用具有合法性。蘇加諾總統怕軍隊勢力強大難控制，又竭力抬高和支持印尼共產黨，使印尼共在支持和響應蘇加諾國內鬥爭的政策下大大發展起來，成為平衡軍隊及其他反蘇加諾派別的一個平衡力量。印尼共產黨在印尼國內不僅是合法的，而且還參加了蘇加諾總統所主張的納沙貢政制，印尼共的一些領導人參加政府成為閣員。而印尼共產黨當時同中國共產黨關係最密切，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在中蘇關係爭論上是站在中共一邊的。因此，在中國對印尼蘇加諾總統的大力支持下，對印尼共也給予支援。這些支援除了政治、輿論外，還有物力、財力以及軍火等，同時所有這些支援都是通過兩國政府間公開進行的。

　　§印尼「九·三〇」政變，我商務代表處被查

　　1964年以來，我在外交部第一亞洲司負責處理與印尼的關係。中、印尼交往的事務都經過我同第一亞洲司有關同志的手，但與印尼共產黨的關係，主要是經過中央聯絡部來處理。那時中國與印尼兩國來往人員不斷，在1965年國慶前，印尼派來了十幾個代表團代表各種性質的團體來參加慶祝我國國慶。我負責接待印尼政府代表團。

　　在10月1日晚在天安門城樓上看焰火時，忽然部內機要人員急急找著我，說印尼發生了大事，我急忙趕回司裡見到使館來電：印尼總統的警衛部隊翁東中將突然發起「930運動」，逮捕了陸軍將領並已處死六人，說他們要謀反、刺殺蘇加諾總統，印尼國內發生了巨大事變。

　　我當即找到了陳毅元帥（他是外交部長），會同他一起見到周總理。當即決定將這情況告訴各印尼代表團的負責人。這些代表團中就有印尼政府的部長約十余人，他們急急返回雅加達。周恩來、陳毅一再叮囑我們要注意印尼形勢的發展。

　　印尼國內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蘇加諾總統已處於無權地位，陸軍開進了雅加達，控制了首都。社會上及官方輿論上宣稱「9·30」事件是印尼共產黨策劃的，而幕後支持者是中國。於是一個反印尼共、反華的運動在印尼開展起來，到處逮捕印尼共產黨人。中國駐印尼機構受到監視。中國、印尼長期的友好關係一變而為敵對關係。

　　10月16日印尼軍警突然搜查我駐印尼商務代表處，將我商務處人員集中在院內用刺刀監視，不許行動，然後搜查商務處辦公室及宿舍，翻箱倒櫃，尋找所謂支持印尼共的證據。

　　§總理對我們提出嚴厲批評

　　此事發生後，我駐印尼使館立即電告外交部。

　　16日是星期六，使館發出特別加急電報，我在星期天下午才看到電報，覺得此事太大，印尼方面完全破壞國際公法及國際慣例，非法搜查我享有外交特權的商務代表處，並用刺刀威脅我國外交及公務人員，應該提出嚴重抗議。馬上又接到周總理辦公室電話，總理指示馬上擬好抗議稿於當晚送呈。我會同我司幾位有關同志一起先商議，後起草報告文件，說明事件經過，然後擬出對印尼政府的嚴重抗議照會稿。

　　此時已近晚上11點，總理辦公室及總理本人親自來電話，要將稿件于12時前送去。我們把稿件擬好打印後，依照那時部內規定，上呈重要文件須經每位副部長審閱，而每位副部長住處都較遠，等機要通訊員乘車送去各部長審閱後，已是星期一淩晨，周總理那裡電話不斷，要求在當晚12時前送到已不可能。

　　等文稿送到時，總理批了，但毛主席已就睡，這樣重大案件尤其是對原來友好國家發出最嚴重抗議，必須要經毛主席批准，但是因我們錯過時間，星期天當晚發不出，星期一下午毛主席批後才發出，使館最快也得星期二才能將抗議信送交印尼外交部。

　　星期六發生的事，中國政府遲到三天后才表示抗議態度，周恩來總理說這在外交上是大失誤，表明中國政府對印尼軍警破壞國際法，破壞兩國關係，特別在指責中國干涉印尼內政事務之後，在反華的高潮中，中國的反映是遲疑的，是不夠快速堅決的。

　　電文發出後，周總理在西花廳召集外交部各副部長各司及我司有關人員開會，嚴厲批評了我們的工作效率。他指出外交鬥爭如同軍事戰場的戰鬥，要爭分奪秒，像這類重大事件，外交部竟不能及時作出反應，是嚴重的失職。

　　那時章漢夫是常務副部長，但已因病休息，他還替我說了幾句話，說楊公素他們在司裡是一直堅持工作的。周總理說光靠他們司裡堅持沒有用，主要是你們這些當部長的。

　　這次批評還不算完，過了幾天，周總理又召集了中央各有關外事口、及各部的外事負責人同對外宣傳機構負責同志約百余人開會，就此案件向到會的人說明情況，重申對外交部辦案的嚴重批評，更鄭重的說明外交鬥爭如同軍事鬥爭一樣必須爭分奪秒。

　　這是我從事外交工作受到的一次最嚴重的批評。我馬上搬到司裡辦公室住下，日夜注視著印尼及其他有關國家形勢的發展，有事馬上找主管副部長，不敢有絲毫延誤。當時我知道這次事件的影響太大了，嚴重地影響到我國在亞洲以及世界範圍內同美國反華政策的鬥爭。周恩來總理當時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批評外交部的工作是理所當然的。

　　※第十四章　在劫難逃：文革中的中國外交

　　1．國內鬧「文革」，使館在劫難逃

　　外國友人說：「中國瘋了！」

　　1966年初我在尼泊爾當大使時，接待了國內派來的中國文化代表團，照例他們要向使館彙報並介紹國內情況。團員嚴文井同志與我早就認識，我們交談時他說國內今年將發生大的運動與變化，主要是指向文化界的。

　　我當時並沒有十分注意，但我知道文化界是是非之地，從開國以來批判《清宮秘史》電影開始，似乎年年有事，而且還涉及到思想、政治問題。誰知在1966年從春季始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先是批《海瑞罷官》，接著批《三家村劄記》，批吳晗，5月間即發出「五一六」通知，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批「二月提綱」，隨即由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刊登評三家村劄記與《燕山夜話》，說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從此一場政治大運動的腥風血雨迅速遍及全國。5月在北大聶元梓等貼出第一張大字報，6月陳伯達進駐《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了。在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確定鬥爭目標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方法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接著改組7党的領導，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毛澤東親自發動，全國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弄得我們在國外不知所措，許多外國友人說中國是瘋了，的確中國是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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